零星散發的疫情、局部汛情、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地上漲……

眾多因素正對我國經濟恢復形成一定阻力。最新的數據顯示，2021年第三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4.9%，較二季度(7.9%)大幅下滑，低于市場預期。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國金融風險形勢雖總體向好，風險隱患卻也在無形中積聚。

目前，個別行業、個別領域和個別企業風險與金融風險多點交織，局部風險漸顯。

比如房地產行業。市場下行壓力加大，風險逐漸暴露，個別大型房企經營困難，住房不能交付風險、債務違約風險與行業信用風險相互傳遞明顯。還有火電、水泥等傳統行業。受能源雙控政策等影響，不少企業虧損壓力增大，風險或會向金融機構傳導。且若金融機構為規避“棕色”資產擱淺，“一刀切”抽貸、斷貸，可能增大金融體系轉型風險。

國際因素的沖擊同樣不能忽視。經濟快速恢復、通脹持續高位徘徊促使發達經濟體央行開始釋放貨幣政策轉向信號，隨之產生的資本流動和匯率波動的不確定性也成了下半年金融領域的重要挑戰之一。

站在歷史的視角，這些風險并非一朝一夕形成。

過去20多年里累積形成的經濟結構性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正是當前金融風險隱患的鏡像反映。至于外部風險沖擊，則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余尾效應”的延續。

那么我們究竟該如何辯證的看待如此復雜的局面?又該如何守牢金融風險底線?本文試圖用全面、辯證和長遠地眼光復盤當前我國面臨的金融風險，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如何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

需要切記的是：應對金融風險，核心在防控，關鍵在主動。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穩步恢復，外貿出口保持較高增速，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逐步增強，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不過，受疫情、汛情和國際多種不確定性因素影響，下半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風險挑戰增多。

筆者認為，準確認識和判斷當前的金融風險形勢，要注重把握發展與安全、治標與治本、當前與長遠的關系，將辯證思維與系統觀念結合起來。

一、逐漸暴露的局部金融風險

目前，總體來看，我國金融領域宏觀風險大于微觀風險，局部風險大于整體風險。

宏觀上，國內零星散發疫情、局部汛情對我國經濟恢復形成阻力，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推高成本，中下游企業經營困難，消費投資等內需動力恢復緩慢，供給需求雙收縮態勢短期難以改變。2021年三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4.9%，兩年平均增長4.9%，盡管存在基數效應，但仍低于預期。

微觀上，受供給需求多種因素制約，今年以來我國PPI與CPI“剪刀差”不斷拉大，9月份差達到10個百分點，上游價格往下游的傳導不暢，中小企業成本上升較快，利潤被擠占和侵蝕，生產經營困難，誘發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增大。數據表明，我國上游企業利潤占比從2020年7月6.5%升至2021年3月9.3%，中游企業利潤占比從27.6%升至35.4%，下游企業利潤占比從65.9%降至55.4%，目前仍在惡化。

從內部看，金融風險形勢總體上是好的，但個別行業、個別領域和個別企業風險與金融風險多點交織，局部風險漸顯。

如，隨著房地產調控深入，“三條紅線”“兩個集中度”等多種政策集中碰頭，房地產市場下行壓力加大，風險逐漸暴露，個別大型房企經營困難，住房不能交付風險、債務違約風險與行業信用風險相互傳遞明顯。

又如，中小銀行類金融機構經營困難，2021年二季度央行評級顯示，4000家受評中小銀行機構中，高風險城商行占比10%，高風險農合機構和村鎮銀行占全部高風險機構93%。

再如，綠色低碳轉型目標下，受能源雙控政策等影響，火電、水泥等傳統行業虧損壓力增大，風險可能會向金融機構傳導。若金融機構為規避“棕色”資產擱淺，“一刀切”抽貸、斷貸，可能增大金融體系轉型風險。

另外，今年以來我國宏觀杠桿率穩中有降，由2020年末279.4%回落至2021年二季度274.9%，但結構性分化特征明顯，居民部門(72%)和企業部門(158.1%)杠桿率較發達經濟體仍然較高，個別地方債務負擔有所加重，償債壓力較大。

從外部看，主要經濟體通脹預期加強，世界經濟復蘇分化，成為影響各國經濟增長的兩大根本性風險因素。

2020年4月以來，國際大宗商品連續19個月上漲，CRB大宗商品現貨價格綜合指數漲幅為92%，月均上漲7.8%。受此影響，2021年1月至9月美國CPI從1.4%上漲至5.4%，英國CPI從0.7%上漲至3.1%，遠高于2%的目標值，歐元區HICP則從2021年1月的0.9%上漲至10月的4.1%，引發了市場對通脹預期的擔憂。

經濟快速恢復、通脹持續高位徘徊促使發達經濟體央行開始釋放貨幣政策轉向信號，美國宣布于11月開啟減債，預計2022年步入加息通道，歐洲PEPP購債速度已放慢并于2022年3月結束，英國、加拿大等央行也已或正考慮退出量化寬松，成為推動資本流動和匯率波動的不確定性因素。

二、如何看待當前金融風險

當前金融風險正是周期性與結構性因素疊加、內生與外部因素共振的結果。

應該看到，當前的金融風險是過去20多年積累形成的，具有歷史性和周期性，外部風險沖擊也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余尾效應”的延續。拉長歷史的視角，當前世界經濟K型復蘇特征明顯且呈分化態勢，背后依然閃爍著金融危機的影子，并疊加疫情大流行的“意外”沖擊。

2008年危機前全球范圍以房地產為主的信貸擴張形成了信貸周期，推動房地產泡沫同時，加速形成債務周期，對經濟增長帶來緊縮效應。2020年以來，為應對疫情，發達經濟體普遍開啟貨幣閘門，“高壓經濟學”在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快速恢復同時，也推動以能源為主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房地產等資產估值快速攀升，非金融部門債務上升，金融脆弱性加劇。待經濟強勁反彈后，一旦金融條件收緊或疫情反彈導致再度封鎖，就可能觸發相關的金融脆弱性，對我國的風險外溢加大。

從結構因素看，當前的金融風險隱患是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的鏡像反映。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方面，主要體現為消費結構加快升級，出口需求和投資需求相對下降，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新變化，投資者、企業難以找到合適的投資方向。

更深層的一個問題是，我國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中等收入群體擴大，但供給體系未能跟進，導致過剩與不足并存。目前，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2.64億、占總人口18.7%，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1.9億、占比13.5%。人口向下與債務向上，構成了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結構背離和扭曲的基礎之一。

長期以來，一些地產企業盲目擴張，熱衷用加杠桿辦法進行房地產投機，致使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帶動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并誘使資金脫實向虛。一旦經濟下行，房地產調控加強，房地產企業銷售和回款放緩，融資渠道收窄，債務壓力就會陡升。

此外，疫情以來，各國不同程度出現了“金融熱、實體冷”，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脫節情況下，如果投資者預期和態度發生變化，風險資產價格可能再度調整，金融脆弱性放大，金融狀況可能急劇收緊，從而抑制信貸流向實體經濟，對經濟復蘇造成威脅。特別是，經濟下行形勢下，金融風險加速“水落石出”，反過來對實體經濟形成制約，經濟和金融之間形成負向反饋，即“經濟下行—違約增多—金融機構收緊貸款—經濟緊縮”，經濟和金融之間正常的良性循環被打破，經濟金融風險形成螺旋式上升，這就是經濟風險與金融風險相互強化的邏輯。

從內生因素看，當前我國金融風險隱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實體經濟增長放緩，內需恢復不足，沒有形成很好的持續拉動力，使得經濟增長容易受一些不確定因素影響。從主要經濟指標看，9月份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分別為4.4%和7.3%，較上半年均有所回落，10月份PMI為49.2%，繼續低于臨界值，連續7個月下降。

從外生因素看，目前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復蘇分化加劇，這種不平衡會加重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引發債務違約，導致金融市場風險承擔加劇，并通過多種渠道影響我國金融安全。同時，經濟快速恢復、通脹預期加強使得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加速，外溢沖擊加大。今年以來新興市場國家掀起多輪加息，俄羅斯(5次)、巴西(5次)等央行已多次加息。通常，新興市場國家大多是國際金融風險的接受者，在發達經濟體貨幣收緊之前加息具有防御性特征，但也會帶來更多的跨境資本流入，若風險資產價格持續走高，未來出現局部風險的可能性較大。

三、防控，需標本兼治

防控金融風險的根本途徑在于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

應對金融風險，核心在防控，關鍵在主動。總體上，需把握四個原則：一是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這是防控金融風險的根本遵循。二是實體經濟健康發展是防范化解風險的基礎，要注重在穩增長基礎上防范風險，堅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化解風險。三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金融業開放，這是防控風險的根本途徑。四是不斷提高金融監管能力和治理水平，這是防控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

其一，始終堅持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方向?！敖洕d，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當前，無論是深化大型平臺經濟反壟斷，防止不正當競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損害消費者利益，還是防范化解個別大型房地產企業債務風險，降低房地產行業風險損失，阻斷金融機構信用風險傳染，均應遵循“金融為民”“服務實體”的根本方向。

其二，注重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實體經濟健康發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基礎。要加強逆周期和跨周期政策的協調配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繼續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作用。加強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防范和降低發達經濟體央行政策調整可能的外溢沖擊。統籌長期與短期，兼顧碳減排和穩增長目標，科學設定能耗和減碳目標，平衡操作節奏，盡可能避免無序轉型帶來的風險波動。

其三，不斷提高金融監管能力和金融治理水平。當前金融發展面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條件下的深刻變革，科技在拓展金融發展的邊界和維度同時，也極大拓展了金融風險產生、演變和傳染的渠道方式，對監管提出了挑戰。要加強監管協調，堅持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行為監管兩手抓。完善金融風險監測體系，提高風險預警能力，持續打擊非法金融活動，準確把握和執行好房地產金融審慎管理制度。落實金融監管責任，完善監管問責制，一體推進懲治金融腐敗和防控金融風險，保證金融風險防控“守土有責”。

其四，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金融市場開放。改革開放始終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根本途徑。應圍繞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目標，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優化金融功能，提升金融服務。加快完善中小銀行和農村信用社治理結構，建立符合現代公司治理、服務實體經濟的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銀行體系。不斷擴大金融開放，在參與競爭中提高防范風險能力。

注：本文不代表21智庫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