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帆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共同富裕將成為未來較長時間內國家施政的方針和導向。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增加居民收入，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石。公開數據顯示，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6年的23821元增長到2020年的32189元，突破3萬元大關?？鄢齼r格因素后，2011年至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2%，10年累計實際增長100.8%，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標如期實現。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除了要關注收入增長，也需要更多地關注收入差距。

21世紀經濟研究院選取了14個同時滿足“GDP超過萬億，常住人口超過千萬”條件的城市，梳理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情況。作為全國經濟實力最強、人口集聚力最高的城市，它們的居民收入構成有何特點？哪些城市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小，有著相對更好的共同富?；A？

這14座“雙萬”城市分別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蘇州、成都、杭州、武漢、天津、鄭州、西安、青島和長沙。

需要指出的是，廣州和武漢僅分別披露了城鎮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故結合兩地的城鎮化率情況進行了計算，得出全體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數據，與官方數據或有一定偏差。此外，2004年，深圳市的寶安、龍崗兩區18個鎮將全面撤銷鎮的建制，建立街道辦事處和社區居民委員會，深圳也由此成為全國首個無農村、無農民的城市，故而居民收入并未分開披露。

（2020年14座“雙萬”城市居民收入情況，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及各地統計局）

上北深廣蘇杭跨過6萬元大關

2020年，上海是唯一一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7萬元的城市，北京離7萬大關僅有一步之遙，深圳、廣州、蘇州和杭州也均超過了6萬元。

長沙是“5萬檔”唯一的選手，青島、武漢、天津和成都處于4萬元到5萬元的區間內，鄭州、西安和重慶則在3萬元到4萬元之間。

值得注意的是，在14座城市中，2020年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武漢居民收入出現了下降，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362元，比上年下降2.6%；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057元，下降2.9%。但今年武漢的居民收入在加速恢復，前三季度達到了40559元，已經超過了青島同期水平。

重慶的居民收入在14座城市中排最末，僅相當于杭州的約一半，并且低于全國同期32189元的水平。

整體來看，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廣州之外，其他城市的居民收入排序與GDP排序并不吻合，甚至有的相差甚遠。

事實上，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往往存在更為密切的關聯。前者反映的是一個地區的人均產出創造水平，后者則衡量的是居民財富收入。一般而言，人均GDP越高，意味著產業附加值越高，相對應從事這些產業的人員收入水平也會更高。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對于頭部城市而言，提高居民收入最主要的途徑在于，通過持續的產業升級，創造大量優質的就業崗位，進而形成吸引人才、進一步支撐和促進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

此外，按照來源來分，可支配收入分為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四大項。不同城市間的經營凈收入往往差距較大。

以長沙、青島為例，盡管2020年其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分別為29373元、28082元，并不算突出，但經營凈收入分別高達8277元、8816元，大約相當于北京同期812元的10倍有余，也大幅高于公布了該項數據的蘇州、成都、西安等地的水平。

2020年，受疫情影響，居民在外就餐和服務消費有所減少，一些地方經營凈收入出現負增長，但長沙、青島的經營凈收入均保持了正增長。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地方政府營造良好的創業環境，藏富于民，并且在當前的形勢下，切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確保居民收入提升的強有力保障。

城鎮化水平也是影響居民收入的另一重因素。以西安和重慶對照來看，西安的城鎮居民收入更高，重慶的農村居民收入更高，但由于西安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更高，2020年達到了79.2%，比同期重慶的69.5%高出了接近10個百分點，這也使得西安整體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慶高出了近5000元。

直觀來看，提升城鎮化水平，讓更多人在城鎮就業、創業，能有效拉升居民收入水平。對于重慶而言，仍有較大的城鎮化提升空間。重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到2025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力爭達到73%。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既是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基本前提，同時，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隨著居民收入持續提高，尤其是中低收入階層收入持續提高，進而擴大消費，中國市場也將持續擴大，這是形成國內大循環的基礎。

長沙、鄭州、杭州城鄉收入倍差小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愈發受到關注。

有經濟學家認為，由于多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影響，造成收入分配的城鄉不平等，導致龐大的低收入階層聚集在農村，這將是未來推進共同富裕一系列措施的關鍵著力點，也是最大的困難點。

在“雙萬”城市中，杭州的農村居民收入最高，達到38700元。今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在回復“為什么要選取浙江省作為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問題時就指出，浙江一是富裕程度較高，二是發展均衡性較好，三是改革創新意識較為濃烈，同時，浙江在市場經濟、現代法治、富民惠民、綠色發展等多個領域也取得了一些顯著成果。

這很大程度得益于浙江發達的縣域經濟、鄉鎮經濟，而這些特征也同樣適用于杭州，尤其是近些年新經濟業態、電子商務的東風，進一步催生了大量的個體從業者及商貿型企業，農村居民的經營性收入進一步提升。杭州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9年，城鎮常住居民的經營凈收入為5849元，農村常住居民則達到了9067元。

今年10月，杭州專門發布《高質量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行動計劃（2021-2025年）》，其中提出，到2025年，杭州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5.7萬元。

如果從城鄉居民收入倍差來看，杭州并非表現最優，長沙和鄭州的城鄉居民收入倍差分別為1.67和1.73，其次才是杭州的1.77。其中，長沙盡管居民整體收入排在第7，但農村居民收入排名升至第4，與上海不相上下，超過了廣州、北京等地。

長沙統計局曾在不同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工業園區落戶農村，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家庭經營二、三產業的發展；得天獨厚的交通區位優勢為發展都市農業提供了便利；城鄉統籌走在全國前列，城鄉基礎設施加快對接，公共服務一體化成效顯著，城鄉居民養老、醫保統籌一體化和大病保險全覆蓋等。

去年，長沙發布《發展壯大新型村級集體經濟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據長沙本地媒體今年3月報道，全市集體經濟組織實現應建盡建，有條件的集體經濟組織已進行股改和股權量化，收入在20萬元以下的521個“薄弱村”中已有416個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完成提標任務。

相比之下，鄭州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小或許并不值得過度推崇，這很大程度是因為鄭州城鎮居民的收入相對比較低，僅為42887元，在“雙萬”城市中僅高于重慶。對于鄭州而言，未來仍需大力重視城鎮、農村居民收入的同步提升。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要提升農村居民收入，一方面，需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同時也促進農民就地就近創業就業。另一方面，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居民的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和城鎮居民有著較大差距，在共同富裕的要求下，有必要加快深化農村改革，盤活用好農村資源要素，尤其是推進以土地為重點的改革向縱深推進，探索農民權益價值實現機制。最后，要注重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讓農村居民也能夠享受到更優質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