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王帆 深圳報道 2021年，新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的人口增長勢頭，明顯超過了一線城市。

從2010年到2020年，全國人口流向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去北上廣深”。這10年間，深圳、廣州的常住人口分別增加了714萬和598萬，是連續幾年人口流入的明星城市，即便是戶籍政策最為嚴格的北京和上海，人口增量也分別達到了228萬和185萬。

簡單計算可知，四大一線城市的總人口增量達到了1725萬，年均增量為172.5萬。

但2021年，一線城市的人口增量總和僅為12萬余人，不及過去10年年均增量的十分之一。

相比之下，包括武漢、成都、杭州等在內的新一線城市，以及部分二線城市，表現更為突出，武漢2021年新增了120萬人，成都、杭州、西安等城市的人口增量也在20萬以上。

這是否意味著，人口流向出現了新趨勢？

在受訪專家看來，短期而言，疫情降低了一些人跨省就業的意愿，一線城市的人口流入受到較大影響，省會城市則相對受益；中長期而言，一線城市的人口規模均已達到2000萬量級，在政策以及市場“無形之手”的雙重作用下，人口增速或會放緩，而一些產業活力強的新一線、二線城市，將迎來更大的人口增長機遇。

2021年部分重點城市常住人口增量排名

（數據來源：各地統計局。各地均為2021年常住人口對比2020年末變化的情況，但南昌是將2021年末的常住人口數量與比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相比。）

一線城市2021年常住人口增加12.48萬

2021年末，廣州常住人口1881.06萬人，對比統計年鑒披露的2020年末常住人口1874.03萬，增長了7.03萬。

深圳2021年年末常住人口有1768.16萬人，比2020年末常住人口1763.38萬，僅增長了4.78萬人。

盡管均為正增長，但遠遠不及過去10年兩座城市的人口增長“戰績”。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深圳和廣州對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新增的常住人口數量分別約為714萬和598萬，平均每年新增約71.4萬和59.8萬，增量分別位居全國城市第一和第二。這很大程度得益于兩座一線城市“放低身段”，廣納賢才的戶籍政策。

如今，廣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別達到1800萬、1700萬量級，實際人口更是已經突破了2000萬大關，深圳從去年開始已經在提高戶籍門檻。

北京和上海，則在“十三五”期間分別提出了“人口減量”和“嚴格控制人口規?！保幢闳绱?，2020年對比2010年常住人口仍然分別增加了228萬和185萬。

而2021年，北京常住人口減少了0.4萬，上海則小幅增加了1.07萬。四大一線城市相加，2021年新增加的常住人口數量為12.48萬人。

值得注意的是，常住人口數量的變化，并不完全對應著人口的流入或流出，人口增長包括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即人口凈流入）兩個部分。

北京在統計公報中披露，2021年常住人口出生率為6.35‰，死亡率為5.39‰，自然增長率為0.96‰，計算可知，全年自然增長人口約為2.1萬，這也意味著，北京在2021年人口凈流出數量約為2.5萬。

上海2021年全年常住人口出生11.6萬人，死亡13.9萬人，自然增長人口為-2.3萬，即人口凈流入數量約為3.37萬。

廣州和深圳并未披露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據，但以整個廣東省作為參照來看，數據顯示，2021年廣東的出生率達到了9.35‰，人口自然增長率達到4.52‰，自然增長人口部分達到了57.19萬人，新增的省外凈流入人口只有2.81萬人。

此外，廣州披露了2021年在戶籍人口中，自然增長人口數量為6.25萬人。

從過往的情況來看，廣州和深圳是廣東省吸納外來人口流入的主要承載地，而2021年廣東省凈流入人口的數量，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廣深兩大一線城市的人口機械增長或許處于較低水平。

新一線城市人口增量大幅反超

相比于一線城市過去一年常住人口增長降速乃至負增長，二線城市的表現有更多亮點。

據統計，在重點新一線及二線城市中，2021年人口增量較多的城市分別為武漢、成都、杭州、西安、南昌、長沙、青島、鄭州、寧波和貴陽等，這其中尤以省會城市居多，此外，南京、福州等省會城市的人口增量也超過了10萬。

風頭最勁的當屬武漢，新增人口數量超過了120萬，并且，1364.89萬的常住人口總量，也使得武漢重回中部人口第一城的位置。

武漢統計局披露，2021年年末全市戶籍人口934.1萬人。全年戶籍出生人口8.2萬人，出生率8.97‰；死亡人口5.4萬人，死亡率5.90‰。大致可以推算出，120萬增量常住人口，主要靠的是機械人口增長。

武漢的人口增量表現“一枝獨秀”背后，有一定的原因是武漢2020年受疫情影響最為嚴重，導致了一些人口短期外流或外來人口未能如期返回的情況，無論是在11月1日零時人口普查的時點，還是按照全年“居住滿半年”為常住人口的標準，武漢的人口數據在當年都受到了一定影響。而隨著2021年全年疫情的較好控制，經濟恢復，人口也出現了大幅度的反彈。2021年，武漢GDP增速為12.2%，兩年平均增速也達到了3.3%。

成都在2010年到2020年間常住人口增加了582萬，2021年也繼續維持了不錯的增長勢頭，增量為24.5萬。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省人才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周仲高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從數據來看，城市間出生人口雖有差異，但并不懸殊。造成部分二線城市的人口增量更大，主要還是遷移原因，隨著一線城市生活成本和就業壓力加大、二級城市公共服務條件改善并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優惠政策，部分人口從一線城市流向二線城市。

城市研究專家孫不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一線城市往往有大量的跨省流動人口，在疫情形勢下，人員跨省出行、就業的成本更高，綜合評估之后，可能有一部分人選擇了返鄉退守，或者去同省的省會城市。

農民工的流向或許一定程度佐證了這一判斷。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當年省內流動的農民工人數為10042萬人，比上年增加135萬人，占比為58.5%，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提升了1.6個百分點。

人口流向趨勢生變？

2021年的人口流向變化，是否預示了長期的趨勢？

在受訪人士看來，除去疫情的短期影響之外，從更中長期的角度來看，一線城市的人口增長將會放緩，而新一線、二線城市還有較大的機會。

周仲高向記者表示，城市人口適度容量是多種因素制衡的綜合結果，一線城市人口規模達到一定體量后，在人口發展方面更會關注人口質量、人口結構及人口分布情況，提升人口綜合競爭力和人口貢獻率。

孫不熟也指出，一線城市在經歷“人口換血”，大量的學歷型人口流入，而產業工人流出，總人口增速下降會成為趨勢。

以深圳為例，盡管過去一年總人口增量有限，但全市各類專業技術人員216.63萬人，比上年增長9.4%，其中具有中級技術職稱以上的專業技術人員61.70萬人，增長7.1%。

人口政策也是一個影響因素。2021年5月，深圳略微收緊了戶籍門檻，先后發布《戶籍遷入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和《居住社保積分入戶辦法（征求意見稿）》，擬將人才落戶的學歷底線要求由大專調整為全日制本科，居住社保積分入戶基本年限由5年調整至10年，老人隨遷將子女入深戶時間要求由8年調整為15年等。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公共政策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梅曾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深圳已是國內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調整人口政策也是希望人口增長與資源環境承載、公共服務配置之間的關系更加協調、有序，應該看到深圳的特殊性，它面積僅2000平方公里，有限的土地空間使公共服務供給受限。

孫不熟表示，除了受政策因素影響之外，城市的人口規模同樣也受市場“無形之手”的調節。過去10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是依靠地鐵的大發展，拓寬了城市半徑。但當一線城市人口達到2000萬量級的時候，“地鐵紅利”在減弱，相比之下，一些地處人口大省的、本身人口規模尚未很大的新一線、二線城市仍有可觀的人口增長機會。

也有人口專家認為，2021年，全國新增人口數量僅為48萬人。當總人口進入到一個低速增長乃至“零增長”區間時，重點城市的人口增量很難再像過去10年一樣維持在高水平。

周仲高則強調，未來我國人口空間分布將與高質量發展相匹配，從高度集聚走向更優集聚，既要發揮集聚的規模效應，也要提供更加優質的公共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