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鄭植文  卜羽勤上海報道

一石激起千層浪。

一年前，2021年8月27日，上海市稅務局查明鄭爽偷逃稅事實并依法進行處罰，揭開了文娛行業一波稅務治理大幕。

明星、網紅偷逃稅款案件屢見不鮮，手段與方式也是五花八門。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僅以公開的偷逃稅案件統計，從去年8月至今，經國家稅務總局查明的明星、網紅偷逃稅的總金額數已超過12億元。其中，范思峰、徐國豪、孫自烜等人未依法辦理納稅申報，少繳個人所得稅3572萬元；鄧倫、徐國豪、朱宸慧、林珊珊等人通過虛構業務轉換收入性質進行虛假申報，偷逃個人所得稅共計1.6億元；鄭爽、薇婭、平榮等人利用一些城市針對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借助中間公司或相關工作室隱匿個人收入，虛假申報，偷逃個人所得稅共計7.1億元。

數額巨大，影響惡劣。據了解，稅務部門依托稅收大數據分析，對存在涉稅風險的從業人員，按照“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立案稽查、公開曝光”進行處置，那么這些接二連三被曝光的明星、主播緣何至此？多位專家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均表示，相關從業者稅法遵從意識的淡薄及存在僥幸心理是主要原因所在。

逃不過的偷逃稅處罰

2021年4月，群眾舉報演員鄭爽涉嫌偷逃稅問題，上海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予以受理，并于同年8月查明事實并依法進行處理，據悉，鄭爽2019年至2020年未依法申報個人收入1.91億元，偷稅4526.96萬元，其他少繳稅款2652.07萬元。根據稅法相關規定，上海市稅務局對鄭爽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并處罰款共計2.99億元，就此仿佛撕開了文娛領域偷逃稅的冰山一角。

2021年11月，浙江省杭州市稅務部門通過稅收大數據分析，發現朱宸慧（雪梨）、林珊珊兩名網絡主播涉嫌偷逃稅款。經查，兩人在2019年至2020年期間，通過在上海、廣西、江西等地設立個人獨資企業，虛構業務將其取得的個人工資薪金和勞務報酬所得轉變為個人獨資企業的經營所得，偷逃個人所得稅，前者被罰6555.31萬元，后者被罰2767.25萬元。

而后不到一個月，頭部主播黃薇（薇婭）也因隱匿個人收入、虛構業務轉換收入性質虛假申報等方式偷逃稅款6.43億元，其他少繳稅款0.6億元被處罰，浙江省杭州市稅務局稽查局依法對其作出稅務行政處理處罰決定，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并處罰款共計13.41億元。

今年以來，又有演員鄧倫和三位網絡主播因偷逃稅被查處。直播行業作為新興經濟形態野蠻生長，網絡主播偷逃稅現象也隨之層出不窮，由于從業者為高收入人群，逐漸成為稅收治理關注的重點領域之一。

“2018年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影視行業稅收秩序有關工作的通知》，已經對文娛領域整頓了一輪，大部分傳統的演藝人員已經整改、補繳相關稅款。但近兩年直播帶貨迅速興起，導致部分直播帶貨中的演藝人員迅速取得巨額收入，他們的稅務風險防范意識還比較薄弱。部分稅源薄弱的地區也希望通過核定征稅優惠引進稅源，直播領域的從業人員在全國各地的稅收洼地設立個體戶或者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偷稅的現象迅速在全國蔓延開來，”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常務副秘書長翟繼光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何以至此？

短短一年，近十位明星、網紅主播因個人稅務問題被稽查處罰，不但葬送了自身事業，更對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省法學會財稅法研究會會長黎江虹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上述案例中，涉案主體采用的逃稅方式體現出較為明顯的文娛行業特征。但由于影視明星和網紅的收入取得方式不同，逃稅方式選擇上也會有一些不同的特點。其中，由于影視明星的收入主要是來自片酬、代言費等，這些主體經常采用的逃稅方式包括簽訂“陰陽合同”、轉變收入性質，同時，還可能涉及到濫用一些地區政府提供的稅收優惠措施的問題。而網紅主播的收入來源多樣，因此這些主體較少采用“陰陽合同”的逃稅方式，而更多采用不申報納稅、轉變收入性質、濫用稅收優惠的方式。

翟繼光也向記者介紹，隱瞞收入是所有偷稅行為中最常見的方式，演藝行業也不例外，即向稅務機關申報的收入額小于實際取得的收入額。通常情況下，都是由于支付方不需要發票，取得收入的一方在不開發票的情形下，要求支付方將款項匯入個人賬戶，以規避稅務機關的檢查。

“演藝人員采用的另一種比較常見的偷稅方式，就是通過在稅收洼地設立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或者合伙企業，將個人勞務報酬和薪金等收入虛假轉換為上述企業的經營所得，同時又通過稅收洼地稅務機關的核定征稅政策，將本來應當承擔的接近45%的稅負降低至5%以下。這種方式主要適用于收入高、成本低的納稅人，由于演藝人員是典型的這類納稅人，因此，大部分演藝人員均會采取這種方式來偷稅，”翟繼光補充道。

對此，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云剛告訴記者，藝人利用稅收洼地進行避稅，主要原因是稅收洼地的存在，目前國內稅收洼地也在逐漸減少?！氨芏愡`反了稅法的宗旨與目的，但并沒有違反稅法的具體規定，對納稅人而言，只有遵從稅法，做到稅務合規，才能有效防范稅務風險，偷稅和避稅行為都不可取?！?/p>

據了解，稅務部門按照“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立案稽查、公開曝光”的“五步工作法”對涉嫌偷逃稅人員進行處置，但近一年來仍有前述案例曝光。在多位專家看來，主要原因在于相關人員存在僥幸心理。

上海交通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樺宇還表示，文娛行業的從業人數眾多，甚至在一段時間一些違規“稅務籌劃”和稅收違法行為比較普遍，這一方面是和部分文娛從業人員稅法遵從意識不高有關，另一方面一些園區主動為工具性的市場實體“大開綠燈”，也在某種程度上縱容了稅收違法行為的發生。

政策、工具雙管齊下 

隨著新業態的發展，針對文娛領域高收入人群的稅收監管制度政策也持續加碼。

今年3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網絡直播營利行為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的意見》，明確規定網絡直播平臺、網絡直播服務機構應依法履行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義務，不得轉嫁或者逃避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義務，不得策劃、幫助網絡直播發布者實施逃避稅等內容。

對此，一位主播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繳稅方式要看主播和機構具體簽約的模式，一般小主播與機構以個人名義簽約，就是勞務合同，和普通上班族一致，由公司統一代購代繳。大主播則多以工作室之類的名義簽約，還有少部分獨立的個人主播團隊不掛靠機構的情況存在，有點類似明星藝人的情況。

劉云剛進一步向記者解釋，如果網絡平臺和直播人員簽訂勞動合同，則直播人員取得的所得屬于工薪所得；如果網絡平臺和直播人員簽訂勞務合同，則直播人員取得的所得屬于勞務報酬所得，而兩種合同網絡平臺均作為支付方，都有依法有代扣代繳的義務。如果網絡平臺不履行代扣代繳義務，構成《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的偷稅行為，可能被處以應代扣代繳稅款的百分之五十至三倍的罰款。如果網絡平臺代扣了稅款但未依法解繳入庫，稅務機關可以責令限期繳納，并從滯納稅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滯納稅款萬分之五的滯納金。網絡平臺扣而未繳，還涉嫌構成逃稅罪，可能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針對明星藝人、網絡主播成立的個人工作室和企業，去年9月，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發布通知加強文娛領域從業人員稅收管理，提出“要輔導其依法依規建賬建制，并采用查賬征收方式申報納稅?！?/p>

除此之外，覆蓋直播行業的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也獲各部門大力支持。2021年9月，中宣部印發《關于開展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規范市場秩序。強調企業社會責任，鼓勵資本與產業良性互動。遏制資本不良牟利，抵制天價片酬，合理配置成本比例，嚴厲查處偷逃稅行為，有效維護市場秩序。今年7月，最高法發布《關于為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提出加大對利用“陰陽合同”逃稅、文娛領域高凈值人群逃稅等行為的懲處力度。加強與稅務、公安等部門執法司法協同，推動完善稅收監管制度。

值得關注的是，“稅收大數據”已然成為稅收綜合治理長效機制的有效利器，“進一步加強稅收大數據分析，健全常態化監管機制”也成為稅收治理的發展方向。“稅收大數據集中了稅務、海關、人民銀行、市場監督管理、外匯管理等相關部門的數據，通過計算機的綜合分析，可以大體計算出一個納稅人在一定期間的收入總額，再將收入總額與其已經申報入庫的稅款總額相比，就可以計算出其大體稅負，如果其稅負明顯偏低，則有偷逃稅的嫌疑。稅收大數據更適合針對高收入群體，不適宜針對普通納稅人?！钡岳^光說道。

對此，黎江虹也指出大數據的應用的確有效提升了對文娛行業偷漏稅的打擊力度，但期望僅依靠稅收大數據就將偷漏稅行為一網打盡并不現實。

“首先，稅收大數據作為一種新興技術，自身還處于持續完善和優化的過程中。其次，稅收大數據在稅務稽查中主要發揮評估逃漏稅風險、提供稽查線索等作用，只是稽查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仍然需要與其他稽查手段和制度相互配合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此外，稅務機關的稽查資源也是有限的，往往只能采取分級分類、有重點有針對性的監督、隨機抽查等方式來盡可能最大化稽查效果，還無法實現全面覆蓋。信息技術應用只是減少偷漏稅的條件之一，仍需要社會各界加強合作、協同共治?！崩杞缃忉尩?。

在王樺宇看來，文娛行業的稅務合規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建立長效機制。除了加強大數據監管和加大聯合執法對稅收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外，還需要通過持續加強和有效提升行業從業人員的稅法遵從意識、塑造和宣傳公眾人物誠信納稅的行業榜樣，在綜合考慮行業訴求基礎上適當優化文娛行業的征管模式和規則。

“如果藝人、主播稅法意識提高了，輔之稅法專業服務機構的服務，稅法遵從程度應該會得到明顯改善。此外，稅法規則也應逐步完善，應避免稅法含義不明確帶來的不同理解?？傊?，明確的稅法規則，合理的稅負水平，統一的稅收執法以及良好的稅法意識共同作用，可以有效提高稅法遵從程度，保障國家稅收利益和維護納稅人合法權益，”劉云剛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