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師琰 倫敦報道
唐寧街十號新住戶蘇納克（Rishi Sunak）正挽起袖子，迅速掃除前任魯莽政策引發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動蕩爛攤子，盡力提供市場相信的也是英國人曾引以為豪的“穩定”。但只有“穩定”顯然是不夠的，還需要打破低增長魔咒。
一個新詞已誕生，“英大利”（Britaly）。隨著在50天里擁有第三位首相，英國人越來越擔心自己的國家看起來像二戰后內閣平均壽命約一年的意大利。有專欄作家調侃說，英國首相過去和葡萄酒一樣，每隔幾年就可能出一個經典；現在他們像水電費賬單一樣來來去去：痛苦，完全令人難忘。
不只是政治生態走向一致，在特拉斯“迷你預算”引發的金融混亂頂點，英國的五年期國債借貸成本甚至一度高于意大利。
連意大利前總理倫齊（Matteo Renzi）也驚呼：“無法想象有一天我們會出口最糟糕的‘意大利制造’——政治不穩定。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我們把它出口到了長期以來一直是民主和強大治理機構燈塔的英國?！彼€感慨，特拉斯的45天任期驚人紀錄“即使是意大利人也無法超越”。
（圖為約翰·凱，受訪者供圖）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凱（John Kay）最近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認為，造成如今一切亂相的根源是傳統政黨結構趨于崩潰。不止英國，其它一些歐洲國家和美國情況也類似。對英國經濟來說，迫在眉睫的是解決通脹問題，但通脹本質上是暫時的，更大的問題是，通脹究竟會帶來怎樣的長期影響。
74歲的約翰·凱是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首任院長，曾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倫敦商學院教授，并為多個政府機構擔任智囊，現任牛津大學圣約翰學院榮譽研究員、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愛丁堡皇家學會院士。
中信出版集團最近引入并出版了他與英國前央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合著的《極端不確定性：如何為未知的未來做出明智決策》一書，他們在書中顛覆性地批判了引領過去數十年金融經濟研究和宏觀經濟理論的主流思考范式，指出，在經濟學主要領域一直基于這樣一種信念，即所有不確定性都可以定性為概率。這種信念是錯誤的，許多不確定性無法定性為概率。這種分析模式所依據的主觀概率根本不存在。
在充滿極端不確定性的世界里，對不確定的未來進行量化預測反而更容易使決策者產生誤判。正因為一整代宏觀經濟學家都忽視了極端不確定性無處不在，所謂計量經濟模型和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機時，才基本不起作用。
在這兩位經濟學家看來，現代金融經濟學的三大支柱——有效投資組合模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和有效市場假說是有用且不可或缺的模型，但三者都沒有將世界描述為“真實模樣”。如果人們過于片面地理解這些金融模型，用人為創造或是取自歷史的數據假設一種并不存在的靜止世界，并據此做出重大決策，便如同刻舟求劍，這些模型將具有誤導性甚至危險性，正如全球金融危機和許多其它例子一再證明的那樣。
生活在一個不尋常的時代，一個各種不確定因素不斷增加的世界，無論對政策制定者、企業決策者還是個人，決策往往不是尋找“最優”解決方案，而是需要傾聽更多聲音，探尋究竟發生了什么，尋找限制條件下相對可行的方案，建立穩健性和復原力應對各種極端不確定性。
一個有趣的巧合是，這本著作2020年3月10日在英國首次發行，其中提到：“鼠疫不會卷土重來，因為它已經可以輕易被抗生素治愈，在發達國家中霍亂也幾乎不可能大規模流行，但是，某種之前不存在的病毒有可能席卷全球，我們也要為此做好心理準備?！?3天后，英國政府宣布全國封鎖。
批評主流經濟學誤入歧途順便成功預言了大流行的約翰·凱并不以為意，他舉例說，這不是研究概率得出的結論，而是在以常識探討可能性。
面對“未知的未知”，經濟學主流研究手段誤入歧途
《21世紀》：很多人都還記得，2008年11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金融海嘯爆發后不久訪問倫敦政經學院，在與教授們討論經濟形勢時她問：“為什么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它（金融危機）？尷尬的現場沒人能回答。
你和默文·金的這本書可以看作是一個解答嗎——因為這些年來的經濟學研究是走在錯誤的效仿自然科學的路上，沒有正視極端不確定性其實無處不在？
約翰·凱：我認為，說沒有人預測到事情嚴重失控，這既對又錯。在銀行和金融領域，很多人都很清楚。沒有發生的是任何人可以預測到金融危機將在2008年9月爆發，因為這不是你可能擁有的知識，這與其它問題有關。
不僅如此，還有我們所說的，被認為是經濟體系中的“反身性”理論（Reflexivity，首先市場總是表現出某種偏向；其次市場能夠影響它預期的事件）。如果人們能夠預測到2008年9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那么它就不會發生。這并不意味著說一些嚴重的狀況不會發生，而是不會是以那樣的形式。
當我們在書中談論世界很可能會受到由未知病毒引起的大流行的影響時，新冠還不存在。你可以非常理智地談論這種事情，但我們不可能說會有一場大流行病將在2020年爆發。談論可能性和它會發生的概率不一樣。
《21世紀》：你在書的開篇顯著位置引用了哈耶克的話——我更喜歡雖不完美但正確的知識，而不是那種貌似精確但很可能錯誤的知識。
這是哈耶克在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的演說《知識的僭妄》里講的。選用這段話是希望傳遞怎樣的信息？
約翰·凱：我認為，哈耶克比很多人更清楚地理解這個問題。這段話也是對我們剛才所談觀點的印證，即你可以對一個事件有大致了解，但這并不等于能夠以任何形式的準確性來調節或預測。
《21世紀》：哈耶克當年就曾批評同時代的經濟學家過于信奉自然科學的研究手段有可能招致令人悲哀的后果。為什么這么多年過去了，這種思維范式和研究手段還是能成為主流？
約翰·凱：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希望提出一種主張，認為經濟學的科學地位是與物理學相當的。
第二個原因是，在當今學術界的工作方式中，你會被困于特定的發展路線。也就是說，為了讓一篇文章在主要期刊發表，你必須符合一種標準模板。而現在占主導地位的兩種標準模板，一種是相當抽象的模型，另一種是對非常龐大的數據集的分析。
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在歷史上很有價值地區分了關于科學探究的邏輯——世界的三種主要推理方式，即從溯因、演繹再到歸納法。皮爾斯認為，所有這三種推理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一個完整而動態的方法循環，以求獲得科學知識進步。
但經濟學家傾向于使用演繹和歸納的方式。就像律師和歷史學家在處理本質上獨特的情況時通常喜歡用歸納法，他們需要找到一些特殊解釋，使那里的數據有意義。而要理解像我們剛才談到的金融危機和大流行，我認為必須采取溯因法。
《21世紀》：你們呼吁經濟學界改變對風險預測的態度和選擇，不是考慮所有可能性并計算出其相對重要性，而是通過經驗和判斷。是否可以將這理解為讓經濟學和金融研究回歸常識？
約翰·凱：嗯，這將取決于常識和常理。有些人的常識在過去經常得到正確的證明，而這是基于真實的經驗和理解。也有一些人，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到他們，比如我們的前首相或美國前總統，他們在沒有什么依據的情況下表達強烈的意見。 因此，人們不應該只是說這是常識，而是應該為判斷和經驗留出更多的空間。
穩定事實上并不長期存在
《21世紀》：自俄烏沖突以來，一切都變了，現在相對和平和價格穩定的日子似乎已經遠去，政府、企業和投資者應該如何駕馭這個充滿挑戰的新的全球環境？
約翰·凱：1989年11月柏林墻倒塌之后，我們說服自己，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市場經濟和相對的政治穩定是適合所有地方的東西，并將在所有地方被采用。而我們在后來一系列事件中了解到，無論是2001年雙子塔被炸毀，還是2008年金融危機，或是像民粹主義政客的崛起，都讓我們學會了對這種穩定性產生懷疑。
所以我不認為俄烏沖突是戲劇性的變化。我們只是開始確信：某種程度的穩定事實上并不長期存在。
《21世紀》：既然現代宏觀經濟模型不起作用，如果放棄概率推理和模型，經濟政策決策和商業投資決策看起來就更像是一門對經驗和判斷力要求很高的手藝或藝術，如何確保和衡量決策者做出的是合理的決策，以避免損害公共或集體利益？
約翰·凱：找到穩健和有彈性的戰略。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你將能夠調整政策，以觀察和管理許多你無法完全預見的情況。
美聯儲加息抑通脹錯了，有可能將世界拖入不必要的衰退
《21世紀》：你怎么看美聯儲現在的貨幣政策走向？斯蒂格利茨最近建議美聯儲應該靜觀其變，因為數據顯示，通脹和通脹預期都有所緩和，美聯儲創造更高的失業率是不負責任的。在如此多的不確定性中，它應該暫停加息，直到對宏觀經濟狀況有一個更可靠的評估。
約翰·凱：我認為這很有道理，因為有兩件事正在發生。一是我們十多年來寬松的貨幣政策已經在系統中創造了太多的短期資產和通脹潛力。
其次，今年通貨膨脹加速的事實幾乎完全是由國際因素引起，它們是暫時的，我的意思是歐洲能源危機將得到解決，全球食品供應問題在一、兩年內也會得到解決。
因此，我們應該拭目以待，看看核心通脹率在多大程度上會被逆轉。我們不妨把這些特定價格變化的影響剝離出去，觀察核心通脹率發生了什么，人們的通脹預期是否已經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21世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美聯儲應對兩位數通脹的行動引發拉丁美洲債務危機；2010年代，全球金融危機后的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化又擾亂了巴西、印度、印尼、南非等國經濟。這一輪緊縮被認為將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你是否擔心會引發另一場亞洲金融危機或再度讓拉美國家陷入掙扎？
約翰·凱：這的確很有可能。我認為，美聯儲或任何其它中央銀行相信可以通過調整利率來微調通貨膨脹率的想法是一個錯誤。央行通過明顯地提高利率，對公司和國家造成很大的干擾。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等待和觀察，不急于做任何決定的策略是非常有意義的。
《21世紀》：全球加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發生，這對它們各自的國家來說或許是可取的，但這些行動的疊加累積影響可能比預期的要大，是否可能將世界經濟拖入不必要的衰退？
約翰·凱：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不應急于求成。幾十年來中央銀行的普遍獨立地位使人們相信，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調整利率來微調通貨膨脹率，而我不相信他們可以做到。
《21世紀》：自去年以來，歐洲能源消費價格已經上漲了45%，這讓許多政治家相信，除了大規模國家干預，別無選擇。由于匆忙制定的措施，政府不得不為飆升的能源賬單提供大部分補貼。你認為歐盟在歐洲能源危機下的政策應對如何？
約翰·凱：我不是能源政策方面的專家，但這涉及到我們該如何處理極端不確定性。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建立穩健性和復原力。這就是說，由于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具體細節，我們必須采取穩健和有彈性的戰略，以應對無法預料的事件。
這里發生的事情是，特別是德國采取的能源政策并不穩健和有彈性，而且已被證明是不可行的。我希望這個教訓能被接受。
更廣泛的是，新冠大流行和所有因此導致的供應鏈中斷，希望也會讓企業意識到需要采取比過去更穩健和有彈性的商業戰略。
《21世紀》：最后，你能否總結一下你希望讓中國讀者了解的核心觀點。在一個極端不確定的世界里，個人投資者如何面對動蕩？到底什么是理性的反應？
約翰·凱：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多樣化的問題。我們不能總是對人們說，管理投資組合的風險就是要實現多樣化，倒不如找一些知道你應該做什么的人，如果有人知道你應該做些什么，你應該非常仔細地考慮考慮這個主張。
我們一再談到的理性反應是穩健性和復原力，這是這個戰略的關鍵要素。我在談到極端不確定性時，往往以找到管理風險的策略來結束，這樣你就可以擁抱不確定性。因為不確定性往往是好的而不是壞的，需要應對風險雖有弊端，但這樣你不僅可以與不確定性相處，甚至歡迎它為你提供的機會，否則可能根本無法獲得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