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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浙江農商聯合銀行董事長王小龍:“小法人、大平臺”模式可以兼顧防風險和支農支小

    2023年01月13日 19:56   21世紀經濟報道 21財經APP   楊志錦,唐婧
    在改革化險過程中,農信社并不能簡單“一并了之”。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楊志錦 唐婧 杭州報道  “如果允許縣域法人合并,那么窮的縣就倒霉,一定會被抽水。在改革化險過程中,農信社并不能簡單‘一并了之’。”浙江農商聯合銀行董事長王小龍2022年12月下旬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直言。

    時值全國疫情進入高發期,王小龍接受面訪實屬預期之外。王小龍帶著一大沓文件及材料,還帶著一本書。在采訪過程中,遇到關鍵節點,他會邊說邊向記者展示相關文件原文及數據。

    這本書是《金融的謎題:德國金融體系比較研究》,作者是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經濟一局局長張曉樸,也是第十一屆、第十四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獲得者。張曉樸認為,與英美等國家不同,德國金融業占GDP比重長期低于5%,始終維持“小金融、大實體”的格局,可以為中國的金融發展帶來很多啟發。

    王小龍毫不掩飾對這本書及德國金融模式的認可,甚至也在德國經驗中尋找浙江農信體系改革之路。他認為,小法人銀行都需要一個自下而上發起、民主管理的聯合體,以及市場化運作、多牌照經營的大平臺,為其提供綜合服務支撐?!秶鴦赵宏P于印發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的通知》(國發〔2003〕15號文,以下簡稱15號文)確立的“省縣兩級、統分結合”管理體制,本質上和國際通行的“小法人、大平臺”模式是一致的。

    王小龍表示,吸收合并往往只能在短期內、表面上化解中小銀行風險,難以解決小法人銀行如何堅持支農支小、完善治理機制等核心問題。德國和浙江的金融實踐都證明,“小法人、大平臺”模式可以兼顧防控金融風險和堅持支農支小。

    在王小龍看來,這種“小法人、大平臺”模式并非要變成從上至下的持股,而是要在堅持縣域法人定位的基礎上增強省級大平臺的服務功能,即大平臺該管的要管到位、該放的要放徹底、該服務的要服務好。他透露,未來,浙江農商聯合銀行將借鑒德國儲蓄銀行集團實踐經驗,不斷完善“小法人、大平臺”模式,重點加強省級服務大平臺建設,爭取小法人銀行“做不了、做不好、做了不經濟”的業務牌照,提升為轄內行社提供綜合服務支撐的能力。

    數據顯示,近年來浙江農信存貸款總量、資產質量、凈利潤等主要指標均居全國農信前列;存貸款規模、涉農貸款規模、農戶小額普惠貸款規模和覆蓋率、小微企業貸款規模和客戶數等多項指標居浙江省銀行業金融機構第一,是全國農信的標桿。

    2022年4月18日,浙江農商聯合銀行掛牌成立,成為新一輪全國深化農信社改革的“第一單”。就浙江農信改革的相關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了王小龍。

    王小龍

    化險:人比資本重要

    《21世紀》:在新一輪農信社改革過程中,浙江為什么會成為第一單?

    王小龍:今天一些省份的農信社,相當于浙江農信2004年的時候。那時浙江農信不良率也很高,但浙江農信經過三輪改革化險,資產質量明顯好轉,經營也越來越好。

    15號文發布后不久,浙江省聯社隨之成立,花了5到10年的時間專注于改革化險。第一屆班子的重要任務就是化解不良,在這個過程中涌現出一批秉承著“功成不必在我”精神的人才,他們下沉到各個縣市去清收、去糾腐敗治亂象、加強隊伍建設,有的甚至還要同黑惡勢力作斗爭,防止惡意報復。

    第二個階段是2010-2016年,這個階段是浙江農信的全面跨越階段。我們堅持做小做散、杜絕壘大戶。事實證明當年的“苦活”“累活”是值得的,不僅減少了集中度風險,也為今天浙江農信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三個階段是2016年以后,浙江農信基本上進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僅速度快,質量也好,行社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很多人認為,浙江農信之所以成為全國農信的排頭兵,是因為浙江地方經濟發達,農信社發展土壤本來就好、干部隊伍好。實際上,浙江農信是經歷了漫長的改革化險階段才走到今天的。

    《21世紀》:在這三輪改革化險的過程中,浙江農信最重要的經驗是什么?

    王小龍在早期改革化險的過程中,我們總結了三條經驗:一是要有一位優秀的董事長,二是兄弟行社幫忙,三是省聯社協調。有的行社出現風險問題,省聯社就要協調全系統資源,協調爭取縣委縣政府的支持,特別是選派先進行社的優秀干部,復制推廣成功經驗,幫助其化解風險,并通過“傳幫帶”形成了共同的基因、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一些風險事件表面看是“錢”的問題,實質上是“人”的問題。防范化解風險,關鍵就是要抓牢風險背后“人”的因素。對于農信社這樣的小法人銀行來說,人比資本重要,化解風險不能單靠資本解決。持續加強干部隊伍建設,抓牢行社領導班子這個“關鍵少數”,特別是配好行社“一把手”,才是正道。

    正是因為有人才,特別是有一批優秀的高管隊伍,浙江農信最近才敢戰略入股溫州銀行,推動其化險解困轉型發展。這是全國金融改革的一項創舉,也是中央、省委省政府和監管部門對浙江農信風險化解經驗和能力實力的認可。

    全國各省農信是有人才的,關鍵在于省聯社要有一個好的選人用人機制。全國農信有90萬員工,多數省份都有上萬人,怎么會沒有人才?我感覺就是缺一雙發現優秀干部的慧眼和一套優勝劣汰的機制。

    除了選人用人之外,浙江省聯社也高度重視轄內行社的股東結構問題。這些年,有的資本通過各種手段隱匿關聯關系控制了小銀行,最終出現銀行被掏空、破產等等風險事件。小銀行是絕對不能被資本控制的,經營方向偏離還有救,但如果被資本控制,那就萬劫不復。

    浙江省聯社自成立以來,堅持防止股東操縱和偏離支農支小定位,與監管部門共同加強股東股權穿透式管理,全系統82家農信機構的民營持股比例高達98.4%,但是單一股東持股比例一般最高在3%-5%左右,沒有一家超過10%,對防范金融風險起到了重要作用。

    “小法人、大平臺”模式大有可為

     《21世紀》從浙江的實踐看,如何把握省聯社和轄內行社之間的關系?

     王小龍:黨的十九大以來,近10個省聯社“一把手”和領導班子成員落馬。大家都批評,“花錢買個爹”的省聯社是“怪胎”,是必須改造的對象??墒牵÷撋绲拇嬖谑怯蟹ɡ硪罁?。15號文明確“成立省級聯社或其他形式的省級管理機構,在省級人民政府領導下,具體承擔對轄內信用社的管理、指導、協調和服務職能”,由此確立了“省縣兩級、統分結合”的農信社管理體制。再者,在中國的體制下,黨要管人事,縣域農商行的法人地位是獨立的,但是黨組織關系是不能獨立的。

    從根子上,我認為,問題的關鍵不是要不要省聯社,而是要正確處理好省聯社與轄內行社之間的關系。

    打個比方,省聯社和轄內行社的關系應該是“父”與“子”的關系,但轄內行社是已成年分了家的“孩子”,省聯社不能什么事都去管,而是在大的方向上掌舵。但有的地方卻把行社當“孫子”管,行社也抱怨上面管得太多,必然出現省聯社和行社權責不對等、省聯社腐敗不斷、行社缺乏競爭力等問題。

    我們始終堅持全面完整貫徹落實15號文精神,堅持“省縣兩級、統分結合”管理體制,堅守縣域法人定位,增強省級服務功能,該管的管到位、該放的放徹底、該服務的服務好,凝聚了“統”的合力,釋放了“分”的活力,實現了“統”與“分”的有機結合。

    一方面,浙江省聯社堅持充分尊重法人行社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不直接干預其具體業務和經營活動,不審批其信貸業務、人員編制、中層干部任免、財務費用、資產購買等50多個業務事項。

    另一方面,浙江省聯社踐行“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努力實現不管”的理念,重點管方向、管風險、管隊伍、強服務,確保全系統改革發展正確方向,提升全系統整體御險能力,推動轄內行社均衡發展。比如,如果一家行社出現了嚴重的不良問題,我們必須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進行整改,尤其是調整優化這家行社的領導班子,要把隊伍整頓好。 

    《21世紀》:有觀點認為浙江農商聯合銀行與轄內行社之間的股權關系仍然沒有捋順,“下參上”的股權設計和“上對下”的管理關系沒有發生改變,改革并不徹底。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王小龍:我們股權上確實沒有大的變動,仍然保持“下參上”的法人聯合體模式。我認為,這是完全符合15號文精神,也是符合國際慣例的。

    國際經驗充分證明,小法人銀行都需要一個自下而上發起、民主管理的聯合體,以及市場化運作、多牌照經營的大平臺,為其提供綜合服務支撐。15號文確立的“省縣兩級、統分結合”管理體制,本質上和國際通行的“小法人、大平臺”模式是一致的。

    這個模式在一些發達國家已有成功實踐。比如,德國儲蓄銀行集團是一個由400多家法人儲蓄銀行自下而上發起、民主管理的聯合體,通過成立證券、保險、資管、信息技術、培訓、審計等子公司,為成員行提供綜合服務支撐,已穩健發展200多年,成為德國本土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銀行業金融機構。

    我們的金融尤其是銀行應該多向德國學,而不應該照抄照搬華爾街模式。正是由于全面完整貫徹落實15號文精神,并借鑒德國經驗,浙江農信才從不良高企、管理粗放的“草根金融”發展成為全省規模最大、覆蓋最廣、服務最優、體系最全的“地方金融的一面旗幟”。

    《21世紀》:近年來出現了中小銀行合并潮,有觀點認為規?;墙鹑跇I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化解風險的重要措施。從浙江的經驗來看,如何做好堅持縣域法人定位和增強轄內行社抗風險能力之間的平衡?

    王小龍:很多專家都在擔心農信機構規模不經濟,但怎么樣的規模才是合理的?恐怕沒有人能給出明確的標準。簡單對比,德國有8000多萬人,儲蓄銀行有400多家,最小的儲蓄銀行資產2億歐元,信用社有800多家,信用社平均資產規模很小,很多才幾億歐元,有些甚至不足1億歐元,而浙江有6500多萬人,只有82家農信機構。

    按照有些專家的觀點,德國這些小銀行明顯是沒有規模效應的,注定發展不好,甚至風險較大,必須合并。

    事實上,吸收合并往往只能在短期內、表面上化解中小銀行風險,難以解決小法人銀行如何堅持支農支小、完善治理機制等核心問題。德國和浙江的金融實踐都證明,要平衡好保持小法人定位和增強小法人抗風險能力之間的關系,“小法人、大平臺”是一種較好的模式。

    從德國看,正如《金融的謎題:德國金融體系比較研究》所言,雖然機構規模小,但德國信用社“小而不弱”“小而不亂”,沒有一家信用社破產,也沒有任何一家信用社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申請過政府救助,是德國銀行體系的重要穩定器。

    這得益于,德國信用社不是孤立的經營主體,而是合作金融網絡中的一員?;诠蓹?、業務、互助形成的合作金融網絡,賦予了德國信用社體系的力量。信用社中央機構,以及區域性、全國性信用社協會統一提供清算結算、流動性支持、戰略協調、信息科技設施、教育培訓、咨詢顧問、廣告宣傳等服務,有效緩解了信用社抗風險能力弱和缺乏規模效應的問題。

    從我國看,宏觀上,堅持農信社縣域法人定位,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也是社會治理問題;微觀上,農信社的業務定位在縣域,資源稟賦在縣域,競爭優勢在縣域。

    首先,農信社堅持縣域小法人定位,是可以實現“小而美、小而優、小而強”可持續發展的,這也是農信社的競爭優勢所在。

    在浙江,凡是主城區農信社合并組建的,存、貸款余額市場占有率都明顯低于分區設機構的城區。溫州屬于后一種類型,主城區鹿城、龍灣、甌海三家農商行存、貸款余額合計占溫州主城區的19.60%、15.32%,整體競爭力非常強。背后的邏輯在于,小法人銀行具有機制靈活、決策鏈短等獨特優勢,多位董事長的經營管理積極性主動性總體上往往強于一位董事長。

    上一輪改革以來,浙江法人農信機構數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隨著溫州行政區劃調整,2021年還增加了龍港農商行,浙江成為全國唯一一個計劃單列市未獨立組建統一法人農商行、沒有設立市級農商行的省份,確保每個縣都有一家“自己的銀行”。

    再者,農信社的資源稟賦在縣域,縣委縣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農信社小法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寶貴政治資源。

    作為注冊在縣域的小法人銀行,農信社往往是縣域唯一的地方法人銀行,稅收都繳在當地、用在當地。省聯社成立以來,我們全系統82家法人行社累計繳納法人稅近1600億元,近10年每年繳納法人稅基本都在100億元以上。

    農信社資金來自當地、投在當地,充分發揮了城鄉金融資源均衡配置和縣域金融“穩定器”的作用。而大銀行是跨縣、跨市、跨省調配資金,資金總是向大城市集聚的。如果允許縣域法人合并,那么窮的縣就倒霉,一定會被抽水。比如,在浙江某個偏遠縣城,2010年以來,該縣某國有銀行存貸比明顯低于當地農商行,并且跟隨當地經濟金融形勢在15%-80%之間大幅波動,而當地農商行存貸比始終保持相對穩定。

    目前,我們82家法人行社基本上都成為了地方黨委政府信賴、老百姓滿意的“自己的銀行”。當地黨委政府都盡力支持我們,這是我們農信社小法人安身立命的最寶貴財富。

    從這個角度看,在改革化險過程中,農信社并不能簡單的“一并了之”,扎根縣域、贏得地方黨委政府的支持對于農信社增強差異化競爭優勢至關重要,確保資金“取之于縣、用之于縣”對于解決貧富差距和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至關重要。

    更為重要的是,農信社作為最接地氣、最具活力的地方金融機構,不僅是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金融主力,也是城鄉社區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郡縣治,天下安”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方式,縣域穩定在中國具有特殊意義。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會治理的基礎在基層,薄弱環節在鄉村。

    作為社區性地方金融機構,農信社的主陣地在城鄉社區,尤其是鄉村,這與國家治理的基礎城鄉社區和薄弱環節鄉村高度契合。

    以縣域為基礎的農信社,是經濟肌體的毛細血管,有了這個毛細血管,才能使金融血脈暢通到經濟社會的邊邊角角,解決金融服務公平的問題。

    尤其是在抗疫等特殊時期和節點上,農信社能夠充分發揮自身在關鍵時刻派得出、用得上、靠得住的優勢,助力地方黨委政府決策部署第一時間落地見效,助力當地暫時遇到困難的企業和居民走出困境。

    爭取理財等牌照:以增量改革增強大平臺功能建設

    《21世紀》:一般認為“三農”、小微業務風險相對較大,浙江農信如何平衡支持“三農”、小微與防控金融風險的,未來如何加大對“三農”、小微的投入?

    王小龍:首先要更正你的說法,做小做散,風險是不大的。一些真正做小微的農商行風險很小,前十大客戶貸款占比5%左右,風險足夠分散,這樣的銀行一點都不用擔心。一些壘大戶的農商行反而有風險,比如有的上市農商行前十大客戶貸款占比高達40%-50%,一旦前十大客戶出現風險,經營上就要出大問題。

    小微、“三農”金融服務是“苦活”“累活”,需要持之以恒。未來,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堅持“姓農、姓小、姓土”。此外,在已經構建起“基礎金融不出村、綜合金融不出鎮”的服務體系后,浙江農信將堅持發展普惠金融,重點圍繞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等強化金融服務。

    但農村金融問題不僅是一個金融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好的農村金融應該是“便宜的金融”,這需要降低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盈利要求,一方面要可持續,另一方面又不能壓力太大。比如,可以考慮降低對農村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的考核要求。

    《21世紀》:未來,浙江農商聯合銀行準備如何幫助轄內行社增強核心競爭力?在科技賦能、銀政對接、銀企合作等領域如何發力?

    王小龍:浙江農信將參照德國儲蓄銀行集團的經驗,堅持不斷完善“小法人、大平臺”模式。

    改制后的浙江農商聯合銀行將堅持為轄內行社提供服務、促進轄內行社發展的宗旨,按照“大平臺”的定位,繼續專注于做小法人“做不了、做不好、做好了不經濟”的事,爭取理財等相關業務牌照,持續增強信息科技、產品創新、資金清算、理財資管、教育培訓等專業化服務功能,賦能轄內行社為浙江每個家庭和小微企業提供足額、便捷、便宜的綜合金融服務。

    《21世紀》:浙江農商聯合銀行下轄81家農商行和1家農信聯社,其中只有一家農商行登陸A股。為什么浙江的農商行不熱衷于上市?未來會推動轄內行社上市么?

     王小龍:關鍵是要想明白上市的目的是什么。農信社第一位的問題是支農支小,但上市了,在資本市場的壓力下,就可能過分關注滿足投資者對利潤的要求,甚至被迫偏離支農支小經營方向。

    此外,農商行上市還面臨一些政策問題。比如,農商行的體量不比股份行和國有行,再加上銀行股股價普遍跌破凈資產,市值較小,農商行是很容易出現單一股東持股比例較大的問題。

    農商行受自身能力和資源的限制,通常難以知道主要股東是不是一致行動人,進而較難滿足監管對股東穿透的要求,確?!皢蝹€境內非金融機構及其關聯方、一致行動人合計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農商行股本總額的10%”。

    在實踐中,我看不出農商行上市對確保農商行始終堅持服務縣域、支農支小定位有什么保障作用,為了維護市場形象,農商行上市給管理層在資產權益新的增長等方面增加調整的難度和成本,必然給農商行長遠發展增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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