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周慧 北京報道
7月8日-9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楊偉民在2023青島?中國財富論壇發表主題演講表示，居民消費的恢復是今年經濟運行整體好轉的關鍵，居民消費的擴大是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關鍵。
楊偉民提到，消費權也是基本權利，對居民消費盡可能不干預少限制。楊偉民建議，逐步改變對住房、汽車和部分高端消費的抑制政策，推動汽車消費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設保障性住房的基礎之上，讓商品房回歸商品屬性，完善高端、高檔消費的政策含義，鼓勵高端產品和服務擴大共享。
楊偉民還提到，既要發展生產力也要提高消費力，發展不僅僅是供給，供給與需求共同進步才會有發展，要改變工業品的需求格局，把立足點更多放在擴大居民消費上。下一步既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擴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也要同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著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適度降低政府部門和金融、房地產等行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
居民消費不足原因
演講中，楊偉民提到，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費不足，需求收縮主要是居民消費收縮。
在楊偉民看來，居民消費不足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200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是46.7%，2020年降到43%，下降了3.7個百分點，最近兩年進一步下降，因為居民收入增長慢于經濟增長。
二是居民對房地產相關支出的增加產生的擠出效果。房地產消費是（居民消費支出占比中）排第一位的，2020年占14%，居民消費排在第一是房地產，第二是教育，第三是衛生，第四是餐飲，第一相當于二到四的總和。2012年到2020年城鎮居民對房地產的消費比重提高了4.2個百分點，與房地產相關的對銀行的消費提高了0.7個百分點。
三是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費水平低。2022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6632元，也就是每天不到50元。還有一小部分農民，其消費是資金不足型的。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低，背后是收入問題，農民收入低的背后，最突出的是財產性收入的問題。目前城鄉居民收入之差是2.5倍，城鄉之間財產性收入之差10.2倍，城鄉收入之差主要是財產性收入之差，怎么樣為農民創造財產性收入是很重要的問題。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消費思想
楊偉民表示，把恢復和擴大居民消費擺在優先位置，是問題導向型，也是目標導向型，可以從四個方面解讀：
一是擴大居民消費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根本要求。楊偉民表示，我們的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是以人民水平的提高為中心，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居民收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疫情三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3.5（%），從這個指標看人民生活水平確實是提高了，但是由于疫情沖擊消費受到了限制，沒辦法消費，所以居民消費沒有增加多少。
楊偉民表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收入（增長）還不夠，還要把錢花出去，讓老百姓吃得更健康，穿得更亮麗，行得更便捷，住得更寬敞。也就說實實在在提高居民消費的量，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真正提高。因此，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既要看居民收入是否增加，還要看居民消費是否增加，兩個指標共同進步，才能更全面地反映民生的改善。擴大居民消費不僅僅是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更是發展的最終目的。
二是讓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之意。
楊偉民表示，經濟發展是供給和需求共同擴大的結果，供給側主要是靠企業擴大供給，需求側主要是靠消費者來擴大消費需求，企業、政府也是擴大需求的一個重要主體。所以消費者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既要不干預企業的自主經營，也不要干預消費者的自主消費。因為消費者的自由選擇、自主消費，也影響著資源配置的方向和配置的多少。過去講市場經濟，多數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應該再加上一個主體就是消費者。
三是公共服務是民生改善的重要補充，但民生改善的基礎，還是居民消費。
楊偉民說，公共服務也不全是政府負擔的，居民個人也支出了公共服務的支出。不是加強了公共服務就等于民生就改善，要把握好公共服務和居民消費的度，因為要增加公共服務就要增加政府的收入，可能對居民的收入產生擠出效果。比如說，過去很多地方政府就是這么干的，（政府）增加公共服務就要找錢，希望把地賣得貴一些，但是高地價推高了高房價，最終還是居民來支付的。
四是既要發展生產力，也要提高消費力，發展不僅僅是供給，供給與需求共同進步才會有發展。
楊偉民表示，我國是在一窮二白的起點上開始經濟建設的，我們往往是通過“增加生產，擴大投資，擴大供給”的角度來認識發展。發展的目標和政策等，往往也是從增加生產和擴大投資的角度提出，（這種方式）往往是從供給側考慮的，很少從擴大居民消費這樣的角度考慮問題。
楊偉民表示，工業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堅持追求的目標，2020年中國創造31萬億的工業產品，其中用于居民消費的占25%，用于投資的占34%，用于出口的占41%，國內與國際市場的比例大體是6：4。在這種格局下，只要國際市場出現波動，外需減少，工業增長必然會減速，因為關系到40%產品的出路問題。
“這也是最近這幾個月，經濟特別是工業的困局所在，工業品出口弱，居民消費也弱，工業品到哪里去？投資也比較弱。所以中央提出的構建新發展格局任務之一，就是要改變工業品的需求格局，把立足點更多放在擴大居民消費上，這樣才能把發展的主動權更多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里，增強發展的安全性和穩定性。”楊偉民說。
對居民消費盡可能不干預少限制
楊偉民提到，下一步既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擴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也要同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著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適度降低政府部門和金融、房地產等行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實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財稅和金融政策，實行給居民讓利的金融政策，給居民減稅降費和加大轉業支付的財稅政策等等。過去我們的政策主要是面向生產者，面向企業，我們現在需要考慮如何面向消費者，增強消費能力，來實施我們宏觀經濟政策。
楊偉民表示，消費權也是基本權利，對居民消費盡可能不干預少限制。（建議）逐步改變對住房、汽車和部分高端消費的抑制政策，推動汽車消費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設保障性住房的基礎之上，讓商品房回歸商品屬性，完善高端、高檔消費的政策含義，鼓勵高端產品和服務擴大共享。
另外，楊偉民還提到，改革身份證制度和住房制度，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非戶籍人口，是潛在的中等收入群體是擴大居民消費最值得關注的群體。農民工市民化是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要解決的重大課題。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之時，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爭取解決1-2億人的市民化問題，這些人的就業、住房就能創造大量需求及關聯消費。
楊偉民表示，（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需要做兩方面改革，一是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鎮戶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戶籍人口。我們的保障住房既要面向城里人，也要面向農民工。二是改革身份證制度，中國特有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是與戶籍掛鉤，所以多年實驗證明，放開部分城市的戶籍限制，很難真正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
“他（農民工）不愿意落戶，放開也不愿意落，因為他怕失去在農村的三塊權益，所以可以研究考慮身份證按常住地的地址來登記，不再按戶籍地地址來登記，這樣的改革有利于徹底解決戶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個人口口徑，徹底解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兩個口徑帶來的問題，也有利于城市治理的現代化?！睏顐ッ裾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