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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個省份部署機構改革 金融、科技、數據深度調整 還有這些自選動作

    2024年01月10日 05:00   21世紀經濟報道   王峰

    2023年末2024年初,多地密集部署地方機構改革。

    截至目前,已有北京、上海、重慶、天津、江蘇、湖南、福建、湖北、河北、陜西、甘肅、青海、四川、貴州、云南、江西、廣西等近20個省份,以及西安、南京、廈門等省會、副省級城市舉行機構改革動員部署會議,披露了地方機構改革重點任務,且已有省級新機構掛牌。

    21世紀經濟報道梳理發現,地方機構改革重點任務主要包括:調整優化重點領域機構設置和職責配置,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調整完善鄉鎮(街道)機構設置和管理體制,落實編制精簡和規范領導職數要求,精簡議事協調機構等。

    其中,既有對標落實的“規定動作”,包括調整金融、科技、社會工作、數據、三農、老齡工作等機構設置,也有因地制宜的“自選動作”,比如廣西提出組建產業園區管理機構、能源管理機構等。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亮認為,中國五級行政體系形成了一套相互嵌套的命令鏈條,因此機構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在自上而下推進的機構改革中,安排層層向下,先從中央到省級政府,再到市、縣、鄉鎮,各地區也會因地制宜地制定改革方案。

    地方機構改革中,精簡編制將觸動深層次利益,各地提出“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的原則,同時強調“做好人的工作,執行嚴的紀律”,而精簡編制與充實基層仍存在一定張力,需要用自上而下的改革克服以往自下而上改革所面臨的障礙。

    從中央到地方壓茬推進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

    中共中央、國務院2023年3月印發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明確:中央層面的改革任務力爭在2023年年底前完成,地方層面的改革任務力爭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

    2023年12月,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在《求是》雜志發表的文章介紹,中央層面機構改革組織實施各項任務基本完成,新組建和重新組建部門均已掛牌運行,涉改革部門“三定”規定和職責機構編制調整通知已經印發,黨中央、國務院議事協調機構大幅減少,涉及的職責機構編制調整事項落實到位,中央和國家機關人員編制精簡5%的任務已經完成,機構改革涉及的部門所屬事業單位調整劃轉基本到位。

    這篇文章還披露了省級機構改革方案的特點:對重新組建或調整優化金融、科技、社會工作、農業農村、數據管理、老齡工作等重點領域機構職責,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調整完善鄉鎮(街道)機構設置和管理體制,優化配置人員編制和規范部門領導職數管理等作出具體部署。同時,各地與中央層面機構改革有機聯動,突出本地實際和特點,調整優化有關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形成一組有力的改革“組合拳”,更好服務本地區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機構編制工作需要進行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據報道,各省份、省會和副省級城市的機構改革方案都要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四川省機構改革工作推進會議披露,省本級機構改革的實施意見經省委常委會會議審議通過。

    金融、科技、社會工作破題

    地方機構改革首先要完成《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明確要求在地方落實的事項,特別是重新組建或調整優化地方金融、科技、社會工作、農業農村、數據管理、老齡工作等領域職能機構。

    中央金融委員會會議已經組建,并已于2023年11月召開了兩次會議。

    近日,中共江蘇省委金融委員會辦公室、中共江蘇省委金融工作委員會、江蘇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掛牌成立。這是首個公開亮相的省級金融委。

    此外,“江蘇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調整為“江蘇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與省級黨委金融委員會辦公室和金融工委同列。

    21世紀經濟報道從多位地方金融監管人士處了解到,后續其他省份也將掛牌成立相關機構。

    但在省級以下的機構改革中,除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及GDP超萬億或人口超千萬的城市外,地級市、各區縣已設立的地方金融監管局將不再保留,或將劃轉至政府辦、財政部門或發改部門。

    2023年7月二十屆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ㄗ灾螀^、直轄市)黨委組建金融委及其辦公室、金融工委,要在地方現有金融工作機構基礎上統籌設置,就是一個機構,主要是抓監管和風險處置,加強金融機構黨建工作。

    二十屆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還強調,關于科技部門職責機構調整,地方情況與中央不同,要解決的突出問題也不一樣。中央成立科技委主要是統籌各方面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省一級不一樣,市、縣更不一樣,不同地區之間情況也千差萬別,不一定完全與中央層面對應??萍脊芾砺氊熢摷械倪€要適當集中,不能把有限的科技資源“撒胡椒面”。市、縣科技機構總體要加強,并保持相對穩定。

    目前,一些地方省、市、縣三級黨委成立了科創委。

    比如,合肥市構建了“一體化”統籌體系。建立由合肥市委科創委統籌決策的指揮體系,聚焦“三大一新”,即重大問題協調、重大政策研究、重大項目推進以及體制機制創新,基本實現市縣兩級組建“科創委、科創集團、種子基金、天使基金”全覆蓋。

    在地方機構設置方面,有的地方開展了“自選動作”。

    2024年1月4日廣西自治區機構改革動員部署會議披露,將健全黨對金融、財經、科技、社會工作等領域的領導體制機制,還將進一步調整優化科技部門職責、“三農”工作機構和大數據管理機構職責、組建產業園區管理機構、能源管理機構。

    自上而下逐級推進

    地方機構與中央“對齊”,更鮮明地體現在數據管理機構調整方面。

    日前,江蘇省數據局已正式掛牌,這是2023年國家數據局正式揭牌后,第一個成立的省級數據局。

    據統計,至今已有廣東、浙江、山東、安徽、貴州、廣西、甘肅、海南、新疆等十幾個省區市設立了大數據管理機構,每個地方的大數據管理機構的名稱、上級主管部門、行政級別都不盡相同。

    比如,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是隸屬于貴州省人民政府的正廳級機構,福建省大數據管理局則是隸屬于福建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副廳級機構。北京市大數據中心和上海市大數據中心都是事業單位,但一個隸屬于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一個隸屬于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

    此前,地方大數據管理機構往往是自主探索的產物,有很強的靈活性和非常規性。

    2019年3月,海南省出臺《海南省大數據管理局管理暫行辦法》,以此為依據設立了海南省大數據管理局。

    海南省大數據管理局是全國首個以法定機構形式設立的省大數據管理局,承擔著海南大數據建設、管理、服務等七項職責,但屬于“不列入行政機構序列,不從事法定之外事務,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法人機構”。

    這反映出,在機構框架總體穩定的前提下,為滿足地方緊迫發展所需,地方政府可能是被動地采取了靈活增設機構的非常規做法。

    2023年10月25日,國家數據局正式掛牌,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管理,劉烈宏被任命為國家數據局局長,他同時擔任國家發展改革委黨組成員一職。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亮認為,在各層級機構設置“上下對口”的體系中,中央層面的部門改革會“引導”省級改革,中央和省級改革安排進一步為市帶來規范性影響。但地方情況千差萬別,各地區也會因地制宜地制定改革方案。

    以江蘇省數據局為例,其主管部門序列與國家數據局相同,局黨組書記為江蘇省發改委主任沈劍榮。不過,與江蘇省數據局“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的江蘇省政務服務管理辦公室是正廳級單位,因此江蘇省數據局“一把手”也是正廳級,而國家數據局“一把手”則為副部級。

    “不同層級政府機構改革都存在著縱向對齊、橫向看齊和部門競爭三條相互排斥又彼此融合的邏輯?!瘪R亮說。

    馬亮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自上而下逐級推進的機構改革中,縱向對齊的影響力最大,中央政府引導著省級改革安排,省級引導著市級改革安排。在上級所塑造的創新空間內,下級政府機構改革的自主選擇存在協同性,橫向看齊會受到縱向對齊的制約。部門間競爭也會影響著改革安排,若部門間競爭結果與縱向要求不同,則地方政府可能存在更多元的策略選擇。

    落實編制精簡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出,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人員編制統一按照5%的比例進行精簡。地方黨政機關人員編制精簡工作,由各?。ㄗ灾螀^、直轄市)黨委結合實際研究確定??h、鄉兩級不作精簡要求。

    這將觸及深層次利益。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王滿傳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介紹,對于地方黨政機關人員編制精簡工作,改革方案明確提出由各?。ㄗ灾螀^、直轄市)黨委結合實際研究確定,這考慮了各地情況不一樣,沒有做統一要求。

    “省市兩級如果對現有編制進行精簡,收回的編制主要用于加強當地重點領域和重要工作,但沒有規定精簡編制的比例。同時,方案規定縣、鄉兩級不作精簡要求,這非常重要,體現了要加強基層建設,強化基層治理的力量?!蓖鯘M傳說。

    但有地方反映,編制不足問題在一些部門已十分突出。

    2023年11月,蘇州市委編辦、昆山市委編辦人士發表的文章介紹,包括昆山在內的縣級政府人員規模配置基本上還是維持二十多年前的標準。例如,昆山市大數據管理局目前僅有1個處室、2位工作人員。而大數據資源管理中心核定編制11個,實有9人,因工作統籌等原因,實際從事相關工作僅5人,人手缺少較為嚴重。

    鄉鎮編制不作精簡要求,此次地方機構改革還將調整完善鄉鎮(街道)機構設置和管理體制。

    湖北省提出,推動資源、服務、管理向基層下沉,持續為基層減負。

    甘肅省提出,理順縣鄉關系,健全基層治理體系,提高基層治理效能。

    北京市提出,持續完善簡約高效便民的基層管理體制,進一步為基層擴權賦能,切實為基層減負,讓基層把更多時間精力放在抓落實上。

    上海市提出,持續為居村減負,明晰居村自治組織的功能定位,減輕居村行政工作事務負擔,完善居村工作評價機制,進一步讓居村干部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抓好為民服務主責主業。

    上述蘇州市委編辦、昆山市委編辦人士發表的文章也認為,應探索賦予經濟發達鎮在干部和機構管理、統籌使用各類編制資源等方面更大自主權,助力擴權強鎮。

    馬亮說,縣、鄉兩級不作精簡要求,很明顯就是希望能夠進一步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能夠把更多的機構編制資源向縣、鄉兩級下沉,能夠讓基層治理的干部隊伍得到充分保障和增強,這將更有利于開展未來的基層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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