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邯鄲一名初中學生被三名同學殺害一案引發輿論震驚，當前，該案正在偵辦過程中。據媒體報道，本案中的三名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都是留守兒童，這再一次把留守兒童的成長問題暴露在公眾面前。

留守兒童，是在中國快速的城市化和地區之間的跨地區人口流動當中形成的。一個現實問題是，由于留守兒童數量龐大，形成的原因非常復雜，長期以來，各方在解決這個問題上花了很大力氣，但是效果有限。這也與各方對一些問題成因的認識分歧有關。

可以說，解決留守兒童面臨的一系列問題越來越緊迫，這不僅關涉到一個數量龐大群體的前途，也是中國建設人力資源大國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明確提出，做好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救助。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解決留守兒童教育問題越來越緊迫

根據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聯合國人口基金共同發布的《2020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2020年，中國0-17歲的留守兒童中，農村戶籍和城鎮戶籍的分別達到4177萬和2516萬。

從成因角度來說，留守兒童問題的背景是城市化和區域經濟的集聚發展，帶來了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以及從一些相對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集中。但是，我們長期以來所實施的公共服務政策，特別是子女教育的政策安排上，主要還是依據一個孩子是否擁有本地戶籍來決定其是不是能夠公平地、順利地入學。

在實踐當中，隨著外來人口規模的增加，一些孩子迫切需要在當地入學，在一些地方相關部門也做了大量的努力?？傮w上看，在一些小城市，流動人口的孩子入學基本無障礙，但是在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目前實施的子女入學政策，主要是以外來人口，也就是留守兒童父母的積分為主要標準，這在客觀上導致了很多年輕的父母在大城市打工，但是他們的子女卻無法在當地順利地入學，所以只能留守在老家，有時是留守在老家的農村，有時候是在老家的縣城。其中，也有一部分留守兒童處于缺乏成年人照看的狀態，在學習成績、身心健康等等方面，面臨著比較窘迫的境況。

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可以說相當緊迫。首先，這是一個幾千萬級數量的孩子的教育和成長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在孩子的學齡時期，如果家庭長期處在分居狀態，孩子缺乏家長的陪伴，那么孩子的成長會受到很多負面的影響，包括學習成績、身心健康、營養狀況等。 

當前，中國正在建設人力資源大國，從國家的角度而言，隨著人口數量紅利的消失，人力資源的質量越來越重要，因此，解決好留守兒童教育、成長問題，與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力資源質量密切相關。因為，等到留守兒童長大后，一方面他們的人力資源水平可能無法順應經濟現代化發展的需要，同時，也可能由于其小時候成長環境較差，而容易引發各種各樣社會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服務業占比越來越高的階段，服務業就業的占比遠遠超過了制造業，而服務業需要人與人之間面對面地打交道，需要通過加強人在城市里的生活經驗，來提高他們在城市的就業機會以及收入水平。從服務需求者的角度來講，如果服務的供給者在城市里能有長期穩定的就業、居住和經驗，那么其所能夠得到的服務的質量也會隨之提升。

筆者與魏東霞做的一個研究顯示，對于一個從農村進城的人口來說，他越早進城，他就越有機會在城市里獲得服務業就業崗位，并且收入更高。換句話說，如果留守兒童問題能夠盡早解決，就可以讓孩子盡早進城，來順應現代化的發展趨勢，這有利于提高個體的就業機會和收入。

總而言之，留守兒童的成長首先當然是一個社會問題，但同時也是一個經濟發展的重要話題?？梢哉f，解決這一問題越來越緊迫。

兩種解決思路之辯

一直以來，關于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鼓勵父母回老家，另外一種思路就是筆者一直堅持認為的，要讓留守兒童隨著父母在其就業和居住的地方，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務。

鼓勵父母回老家的辦法，其代價就是相關父母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同時，也會導致他們當下所在城市服務就業人群的供給不足，會帶來服務價格的上升，對于城市發展也是不利的。

相應的經驗研究表明，曾有一段時間，為了控制個別城市人口，實際上抬高了戶籍的門檻和外來人口子女入學的門檻，甚至關閉了一些專門為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提供教育的小學，結果就導致要么是一些孩子回老家，成了留守兒童，而父母繼續留在城市（控制人口的目的并未實現）；要么是少部分的父母跟孩子一起回了老家，但是，其結果就是一些城市服務人群供給不足，隨之服務價格上漲。

因此，鼓勵父母回老家的思路，表面上看起來有利于促進家庭團聚，但實際上可實現度很低，因為市場經濟規律就是人口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集中，而鼓勵父母回老家的做法，不符合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因此這種思路的效果并不理想。

另一種思路就是，讓留守兒童能夠逐漸地跟隨父母到他們就業的地方去讀書，這是效率與公平兼顧的方案。當然，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為需要在人口流入地大量新建學校來增加學位。在這個過程中，近些年出現了一個新情況，就是外來人口較多的大城市，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有一些學校已經開始出現招不滿學生的情況，因此，現在就是大幅度降低外來人口子女入學門檻的最好時機，這既能夠解決留守兒童的教育、進城問題，又不至于讓閑置的學校出現資源浪費。

當然，即便這樣做，也不能夠立刻實現所有留守兒童都隨父母隨遷入學的目標。因此，在這過程中，需要加強對留守在老家的這部分孩子的關愛，對他們提供盡可能的關懷和照顧。同時，有部分留守兒童在幼年時期隨父母到外地生活和讀書，甚至就出生在當地，但到了一定階段，又重新回到老家讀書，對這部分孩子而言，他們對老家的教育體系不熟悉，因此，也要對他們的教育提供幫扶。政府也需要有目的地組織學校和老師，讓留守兒童平穩渡過回老家的適應過程。除了政府力量之外，還要動員一些社會力量和資金，加入對留守兒童的關愛行動之中。

有學者觀察到，一些留守兒童回老家以后，會遭受到一些校園霸凌，學習成績出現下滑，這是值得關注的。因為有很多回老家的留守兒童，他們回到老家卻不會老家的方言，會被認為是外來的孩子，所以他們處在一種在父母就業地是外來孩子，回到老家也是外來孩子的兩難狀態中。

推動隨遷子女平等入學可以實現多贏

需要看到，在人口流入地，如果能夠促進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平等入學，那么就可以有效地促進家庭團聚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根據筆者了解的情況，去年在浙江、江蘇，除了杭州、南京和蘇州中心城區以外的其他地區，都已經全面放開落戶，在這個過程中，有大量的外來人口把自己的小孩從老家接過來，一方面落戶，一方面讓他們在當地入學。這就有力地回應了社會上有一種錯誤認識，即認為當前城鎮化已經沒有動力了。實際上，只要我們在體制上能夠做進一步的改革，城鎮化就可以釋放體制紅利，未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城鎮化還有可以進一步推進的空間。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推動隨遷子女平等入學，還可以有效地促進有效投資和消費。從投資端來講，在人口流入地，為解決外來人口隨遷子女而新建的學校，本身就是一種有可持續需求的投入。相反，在人口流出的地區，接下來會出現大量的學校閑置，因為學生數量會越來越少，此時再按傳統思維在老家進行教育投入，則會出現大量的資源浪費。

從消費層面看，梁文泉曾經有研究發現，當孩子留在老家時，在城市工作的父母就需要大量匯款回老家，而由于家庭團聚所形成的消費具有規模經濟效應，所以把錢匯回老家，實際上會導致整個家庭的消費受到制約。監測數據表明，我國流動人口月消費主要集中于1000-1999元的水平，整體上消費偏低。因此，促進家庭團聚還可以通過發揮消費的規模效應，來提高家庭的福利。

不僅如此，解決留守兒童入學、進城問題，也會讓流動人口對未來形成穩定的預期，一方面是收入可以持續地增長，另一方面還可以更有效地被城市的社會保障所覆蓋。如此，他們就可以大膽地增加自己的消費，尤其是對一些耐用消費品，比如家用電器等進行消費。隨著流動人口在城市安居樂業，會極大地釋放消費潛力，這是宏觀上的消費促進和微觀上的家庭福利提升兩個目標雙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