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王俊 韓佳序 卜羽勤 北京報道
人口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其數量與結構直接影響著勞動力供給、資源配置、經濟發展。當前，我國出生人口數量和出生率持續走低，人口老齡化加重，如何應對這一變化亟待破題。
近期，由中國人口學會、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聯合主辦的“生育意愿與人口發展”專題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聚集了人口學、社會學、營養與健康、婦幼與養育、心理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探討當前社會背景下生育意愿的變化趨勢、影響因素及應對策略。
中國生育率為何連年下降，其中又有何“中國問題”？中國未來人口發展將會呈現怎樣的特征，生育率是否還有回升空間？就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就此對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教授翟振武進行了專訪。
“中國生育率下降，有中國獨有的原因。”翟振武表示，由于房價高漲、就業競爭壓力大、生育養育成本高企，加之傳統婚育觀念受到沖擊，使得中國社會未邁進發達社會，但生育率卻先行下降至極低水平。
但從統計數據來看，婦女生育意愿與實際生育行為之間存在一定差距。根據調查，近幾年婦女生育意愿（打算生的孩子數量）平均在1.74~1.77之間，但這些婦女實際生育出來的平均孩子數量僅維持在1.0個孩子左右。他表示，縮小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之間的差距，是提振中國生育率的希望所在。
翟振武強調，推動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建設，不僅僅狹隘地強調生育激勵，更需要全方位制定合理政策并配套相關支持，比如延長產假，提供生育補貼，減免稅收、完善普惠托育體系、創造生育友好的工作環境和條件等，支持女性平衡家庭與職業生活，在經濟、社會、文化、輿論等多方面形成合力，共同營造生育友好的社會氛圍
2040年起，每年人口減少數量會有較大幅度的增加。負增長周期預計到21世紀結束，在此之前人口負增長將持續存在。“人口結構的變化是一個長期過程，政府在人口政策的戰略制定上要有遠見?！钡哉裎浔硎尽?/p>
生育率下降的同時，中國老齡化也在加重。他表示，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必須面對這一現實，通過提升勞動生產率和提高人力資源質量，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21財經》：您如何看待近年來中國生育率下降的問題？
翟振武：中國生育率下降呈現“未發達先觸底”，其中有中國獨有的原因。
一是房價高漲對生育造成影響。新家庭建立的基本條件之一——擁有自己的住房變得越來越困難，增加了年輕人結婚和生育成本。
二是就業環境不穩定、教育延長也有一定影響。年輕人需要更多的時間接受教育，工作后還要經過若干年，才能確保自身有穩定的收入來源、能積累足夠的儲蓄，然后才會結婚和生育。目前可以看到中國青年初婚初育的年齡大幅推遲，增加了女性不育和少育的可能性，抑制了生育水平。
三是互聯網快速發展對傳統觀念造成的沖擊。例如，獨身主義等觀念，在西方社會經歷了幾十年才逐漸流行起來，但在互聯網快速發展過程中，更快速地被年輕人接受。年輕人的生育觀念和行為模式逐漸發生改變。此外，互聯網不僅改變了信息傳遞方式，還重塑了人們的社交方式，提供了情感慰藉、幸福感獲取的更多渠道。
《21財經》：住房、就業、生育意愿和生育觀念等一定程度上屬于結構性問題，短時間內也很難去解決，應如何破題呢？
翟振武：先要拆解結構性問題。
結構性問題有兩類。第一，育齡婦女人口的持續下降。“十三五”時期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年均減少340萬人，2021年相比2020年減少了473萬人，這是帶動出生人口數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在這一形勢下，即便生育率不變，出生人數也會呈現下降趨勢。這是人口結構造成的，短期內難以改變。
另外，就業、生育觀念等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就業問題可以通過調整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來解決。生育意愿也可以通過人為政策干預。以托育為例，養育難是生育意愿低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可以通過建設、完善托兒所等手段有效緩解托育問題，消除年輕人因育兒壓力大不愿生育的后顧之憂。
《21財經》：目前整個社會生育意愿呈現什么樣態？
翟振武：目前社會生育意愿是有的，但是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根據國家衛健委的調查，2021年全國未婚及有偶育齡婦女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84個；到實際生育時，便需考慮更多的現實問題，同期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74個。再到了實際生育的時候，會發現生育率更低，全國生育率平均大概在1.0左右。
普遍來看，人們有一定的生育意愿，到了實際生育的時候，受制于經濟壓力等各方面因素，與生育意愿有較大差距。
但我認為這個差距恰恰是生育率可以提振的根據，如果努力建立一個生育友好型社會，生育率有回升空間。
需設計更合理的政策 消除女性就業歧視
《21財經》：如何建立生育友好型社會？除了剛才提到的托育保障，還有其他可以完善的嗎？
翟振武：建立生育友好型社會需要綜合配套，通過延長產假，提供生育補貼，創造生育友好的工作環境和條件，比如為女性設置哺乳時間、縮減有養育需求員工的上班時間等，設立男性陪產假，支持女性平衡家庭與職業生活，促進性別平等。
《21財經》：實踐中，產假延長、生育補貼等相關舉措可能進一步加劇性別歧視，如何設計更合理的制度來消除就業市場對女性的歧視？
翟振武：政策制定者需要設計更合理的制度安排，并且進一步明確、執行這些政策。
比如說，今年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的申請年齡限制做了調整，原來是無論性別申請人均需45歲以下，但現在男性申請截止年齡為45歲，女性為48歲。女性申請人年齡限制的調整，是為了補償女性因育兒而減少的科研時間。
此外在招聘過程中，很多單位存在對女性的隱性歧視，可以設計相關的制度，像殘疾人保護制度：政策規定企業里必須要有一定比例的殘疾人員工，如果沒有達到這一比例則會增加企業的稅負。這也可以適用到女性就業中，以此來保障女性就業權益。
總之，需要全方位制定合理政策推動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建設，不僅僅狹隘地提生育激勵，而是要形成經濟、社會、文化、輿論等多方面的合力，共同營造一個生育友好的社會氛圍。
《21財經》：建設生育友好型的社會還有哪些阻礙？
翟振武：現在還存在多方面的困難，比如認識不夠。以“五險一金”中的生育保險為例，我們一直倡導延長產假，但產假延長意味著計劃需支付更多的生育津貼。部分單位不愿增加額外政策成本，不愿執行。政府雖然有多項政策，但落實力度尚顯不足。
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需要全方位支持。有的地方只有政策沒有監督執法，很多企業難以執行。舉個例子來說，保障哺乳期婦女的喂養時間，許多地方都難以實現，尤其是在生產線等高強度工作環境中。缺乏相應的處罰措施，加之公眾維權意識薄弱，女性喂養時間的保障就難以落地。
人口負增長周期預計本世紀結束 可全方位完善政策提升生育率
《21財經》：您曾表示人口負增長會表現出持續時間長、發展速度快、縮減規模大、回彈難度大的特征。負增長周期可能會有多久？中國生育率的回升空間會有多大？
翟振武：負增長周期預計到21世紀結束，在此之前人口負增長將持續存在。目前人口下降速度還相對比較慢，預計從2040年起，每年人口減少的數量將顯著增加。
按照當前較低的生育率預測，到本世紀末，我國人口可能降至目前水平的一半，大約到六七億。但如果之后生育率有所提高，本世紀末的人口數量也將有所增加。但是下降趨勢恐怕在21世紀內難以逆轉。
至于生育率回升的空間，我認為通過全方位完善政策，并執行，建設一個生育友好型社會，生育率有望恢復至歐洲平均水平。
《21財經》：為什么2040年起，每年人口減少數量會有較大幅度的增加？
翟振武：這與當前的生育狀況有關。例如，2017年左右，我國每年有約1700萬新生兒，而去年的出生人口降至900多萬，減少了近一半。當這900多萬人口成長到二十幾歲時，正值2040年代，屆時出生人口將進一步減少，人口下降速度會進一步加快。
同時，中國社會老齡化的速度也將在這一時期加快。
但之后，中國老齡化程度將趨于穩定，老齡化速度也將放緩。預計到2060年和2070年以后，老齡化速度將基本停滯。盡管老齡化趨勢不可逆轉，但其加速過程不會持續下去。
中國人口不再年輕 要以質量彌補人口數量
《21財經》：人口問題時間周期跨度大，如何去做長遠規劃？
翟振武：人口結構的變化是一個長期過程，政府在人口政策和戰略制定上需要有遠見。正如《孫子兵法》說的，“故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
老齡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放寬生育政策并不足以扭轉這一趨勢。因此，我們必須面對老齡化的現實，確保老年人養老、注重老年人生活品質。
并且一定要認識到，無論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中國人口不可能再度年輕了。因此在制定政策時，政府就不能基于中國老齡化能夠緩解或逆轉的前提假設。雖然我們支持鼓勵生育以應對老齡化，但如果將生育作為應對老齡化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措施，那這個藥方是開錯了。
《21財經》：面對生育率持續下降、老齡化程度日益加重的局面，我們應如何將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怎樣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翟振武：其實許多人對這個問題存在誤解。生育率下降、老齡化加重是危機挑戰，但我們可以通過多種政策來應對。
一方面，我們需要通過提升勞動生產率和提高人力資源質量，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這意味著要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提高勞動力素質，實現人口減少的情況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通過提高人口素質來彌補人口數量的減少，挖掘人口的質量紅利。
另一方面，我們應努力提高出生率，盡可能減緩老齡化和人口規?？s減的趨勢。雖然這不可能完全逆轉大勢，但能夠減緩老齡化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