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研究院 研究員陳潔

近期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4，從多個側面反映出我國的就業人員的現狀。

從就業基本情況來看，2023年，我國呈現出總就業人員反彈，二產、三產就業人員數量基本穩定，城鎮就業人員持續上升等局面。

如果將時間維度拉長，2023年的總就業人員數量，是自2015年總就業人員數量進入持續下降軌道之后，9年內首次出現反彈。

但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在生育率與老齡化雙重因素影響下，短期的反彈無法改變我國就業人員長期下降趨勢?？傮w來看，我國的老年撫養比仍然在持續上升，人口紅利也已經進入尾聲。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各地就業人員與常住人口的比例呈現非常大的差異。一些省份就業人員/常住人口的比重仍然超過55%，一些省份則僅為40%出頭。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一方面，各省都需要根據自身的就業人員現狀，出臺相關政策以穩定就業人員數量，同時發展新就業形態，以容納更多就業人員；另一方面，各地可以繼續放寬落戶政策，將新就業職工、外來務工人員等群體納入公租房保障范圍，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以吸引勞動年齡人口流入，維持地方相對健康的就業人員比例。

就業人員數短暫反彈難改大趨勢

我國勞動力資源頗為豐富。根據新中國75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五，1982—199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了23.2%，年均增長1645萬人；1990—2000年的10年間，增長了15.6%，年均增長1088萬人。進入2000年以后，2000—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了13.4%，年均增長1082萬人。盡管增速下降，但龐大的人口基數帶來的絕對量增加仍然十分可觀。

到2012年，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總量達到峰值9.3億人，之后勞動年齡人口減少，2023年為8.6億人。

不過，勞動年齡人口與就業人員并不是一個概念。中國統計年鑒2024也有歷年的就業人員數據，從2015年開始，我國就業人員數就從此前的連續上升，轉入持續下降的通道，但這一情況在2023年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改變。2023年就業人員數量達到74041萬人，較2022年的73351萬人略有增長。

這一情況的發生可能與多個因素有關，比如勞動參與率的提升。也不排除有一些政策因素的影響，比如近兩年一些省份改變了對高齡農民工清退“一刀切”的情況，使得更多人口可以被納入到就業人員之中。

此外，從國際上來看，勞動年齡人口為16—64歲。隨著未來我國延遲退休等政策的實施，就業人員的數量有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現上升，但由于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趨勢難以改變，就業人員數總體下行的趨勢也難以扭轉。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分析，16—59歲勞動力年齡人口數量在減少。從2013年到2023年，平均每年16—59歲勞動力資源數量凈減少500萬人—600萬人左右，2023年凈減少約一千萬人，這會影響總體的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

此外，勞動力年齡整體也處于上升周期。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3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3年農民工平均年齡43.1歲，比上年提高0.8歲。其中，本地農民工平均年齡46.6歲，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38.9歲。從年齡結構看，農民工中40歲及以下占44.6%，41—50歲占24.8%，50歲以上占30.6%。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一方面，隨著我國老齡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我國總體就業人員變老、變少的趨勢難以從根本上發生改變，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勞動力資源仍較豐富且規模龐大，需要發展新就業形態以容納更多就業人員，同時提高勞動參與率。

另一方面，我國勞動力整體素質在提高，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2020年，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75年，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達到23.61%。我國需要通過繼續提高“人才紅利”，以對沖人口紅利的下降。

就業大省的結構性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各省的就業人員數量有非常明顯的差異。

統計年鑒顯示，我國就業人員數超過4500萬人的共有五個省份，分別為廣東、山東、江蘇、河南和四川，就業人員的數量為7057萬人、5370萬人、4840萬人、4828萬人和4722萬人。這五個省份的就業人員數量，已經占據我國總體就業人員的36.22%。

除了這五個省份之外，另外有五個省份的就業人員數量在3000萬人—4000萬人之間，包括浙江、河北、湖北、湖南和安徽。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就業大省，就業人員數量/常住人口數量的比重也有明顯差異。在排名前十位的就業大省中，浙江的就業人員數量/常住人口數量的比重最高，達到59.17%，說明這一地區的勞動力豐富且年齡結構較好。

與之相對的，河南盡管也為就業人員大省，但就業人員數量/常住人口數量的比重為49.19%。在這背后與人口結構有關：根據統計年鑒數據，2023年末，浙江15—64歲的人口在總人口中占比達到71.98%，河南為64.78%。

事實上，兩地最大的不同，是河南長期為人口流出地，浙江長期為人口流入地。2023年，河南的常住人口持續下行，2023年年末全省常住人口9815萬人，較2022年常住人口9872萬人，下降57萬人。而浙江在2023年年末全省常住人口6627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0萬人。

在2023年，浙江和河南的自然人口生育率均為負數，造成一增一減的原因，主要是人口流動的不同。且由于流動人口多數為勞動年齡人口，因此如何吸引勞動年齡人口，成為改善地方人口結構的重要一環。

這使得省份和城市越來越重視人口流入，甚至計劃通過一套“組合拳”來吸引人口。

11月13日，在浙江衢州市發展改革委網站上，發布了一份《關于廣州市、東莞市人口集聚工作的調研報告》。這份報告提出，7月30日至8月1日，衢州市政協副主席朱政帶領市發改委、市人力社保局、市住建局、市資源規劃局有關負責人赴廣州市、東莞市學習考察人口集聚工作。

考察發現，產業發展帶動就業是促進人口集聚的最重要動力，建議要把招引市外人口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長期而言要推動產業“提質增量”高質量發展，以新型工業化帶動新型城鎮化，短期內要加快推進以住房保障為主要抓手的產業工人市民化改革。

這份報告提出了幾個建議：首先，以高質量產業發展促進高效率人口集聚；其次，加快完善“促購為主、租賃為輔”的住房保障體系；再次，以人為本推動“產城人”深度融合；最后，優化產業工人就業創業支持體系。

北京上海人均工資領先

在就業人員占常住人口比重之外，另外一個數據也體現了一地的就業質量，這就是人均工資。

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23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中，北京和上海繼續遙遙領先，分別達到218312元和229337元，遠超全國平均水平的120698元。除了這兩地，其他地區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均沒有超過20萬元。

而在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中，北京和上海也分別達到105931元和111347元，遠超全國平均水平的68340元。除了這兩地，其他地區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均未能超過8萬元。

支撐高工資的重要一環，是北京和上海發達的第三產業。

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23年底，北京的第三產業就業人員高達922萬人，占全部就業人員的比例為81.67%；上海第三產業就業人員數為889萬人，占全部就業人員的比例為66.1%。

與之相對應的是，另外兩個人均工資相對高的省份江蘇和浙江，在2023年底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員在總就業人員的比重分別為46.71%和50.5%。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北京和上海都在發展總部經濟，在資金獎勵、人才引進、服務保證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也頗具成效。

比如，10月底，北京商務中心區管理委員會的消息顯示，近日，北京CBD區域內4家企業被認定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截至目前，北京CBD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增至118家。

而據10月召開的2024年上海市外商投資企業百強發布會披露，上海作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機構集中地區，目前已累計認定跨國公司地區總部998家。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在比較高的人均工資的影響下，高素質人才會傾向于向這兩個城市聚集，從而在資金、政策、區位優勢之外，北京和上海的人才優勢也非常明顯，但也帶動這兩個地區的學歷競爭非常激烈。在這背后，兩地較好的高等人才培養體系，也為高學歷人才的產出提供了基礎。

從2023年兩地的統計公報上可以看出，兩地研究生在校生數量都比較多。其中上海在2023年擁有研究生在校生25.84萬人，普通本?？圃谛Ｉ?7.24萬人，普通高中在校生20.79萬人，研究生數量超過高中生。北京在2023年擁有在學研究生45.5萬人，普通高等學校本?？圃谛Ｉ?1.8萬人，普通高中在校生21.7萬人，在學研究生的數量甚至是高中在校生的兩倍以上。

因此，在高工資之外，就業人員選擇自己所在城市的時候，需要注意成本問題。高學歷、高素質人才在一地的聚集，會推高一地的房價、飲食、通勤成本等，需要權衡自身的能力而做出選擇。這是近年來為何多個就業報告顯示，強二線較一線城市，更受青年就業人員歡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