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近日，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5年年會上提出，中央財政將統籌稅收激勵、政府采購、投資基金等政策工具，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同時推動“人工智能+”行動與傳統產業升級。這一表態不僅勾勒出中國財政政策在產業轉型中的重要角色，更揭示了通過政策工具組合創新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路徑。

財政作為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推手，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基礎性投入支撐技術突破，資源配置優化市場預期，風險分擔機制激活創新生態。

中央財政持續加大科技投入，完善經費分配機制，全力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2025年中央本級科學技術支出安排3981億元，同比增長10%，將直接服務于芯片、量子計算等“卡脖子”領域，填補市場初期研發投入的不足。這種投入不僅降低了企業的試錯成本，更通過公共研發平臺的建設，形成技術外溢效應，為未來產業奠定基礎。

財政工具往往能通過信號傳遞引導社會資本流向，并降低社會資本投資初創型企業的風險。政府采購對新興技術產品的優先采用，既為創新企業提供初始市場，又向投資者釋放政策支持信號，形成“需求拉動供給”的正向循環。此外，新興產業往往面臨技術不確定性和高投資風險。財政通過設立政府引導基金、稅收抵免等方式，可以與社會資本共擔風險。例如，對人工智能企業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進行提升可以顯著降低企業創新成本，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入場。

藍佛安提出的“稅收激勵+政府采購+投資基金”組合拳，本質上是通過需求側牽引、供給側激勵和資本端撬動的“三維驅動”，但不同工具在效能與應用場景上存在顯著差異。

首先，稅收激勵是激發微觀主體活力的“雙刃劍”。其突出優勢在于針對性減免（如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稅率優惠）能直接提升企業利潤空間，尤其利好中小型科技企業。初創企業的前期研發成本較高，利潤空間有限，通過稅收減免的方式，可以更好地釋放其利潤空間，將更多資金用于后續研發等投入，促進科技創新和技術成果的轉化。不過另一方面，稅收優惠的“普惠性”可能導致一些政策套利行為。部分企業可能通過包裝“偽創新”項目獲取補貼，反而擠占真正創新資源的分配。此外，長期過度依賴稅收減免可能影響財政收入可持續性，需與稅基拓寬政策配套實施。

政府采購則是需求側拉動的“市場孵化器”。政府作為“首購用戶”，可幫助創新產品跨越“死亡之谷”。例如，國產大模型企業在政務云服務領域的訂單，不僅有助于驗證技術可行性，還可通過規模化采購攤薄成本，加速商業化進程。然而，采購標準與市場真實需求的匹配度是關鍵難點。若過度強調“國產”或技術參數，可能導致產品脫離市場需求。此外，地方保護主義可能扭曲采購公平性，因此需強化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最后，投資基金是資本杠桿的“放大器”與“風險緩沖墊”。政府引導基金通過“母基金+子基金”模式，可帶動上下游投資，撬動數倍的社會資本。但同時，基金運作效率往往受管理能力影響頗深。若決策機制僵化或退出渠道不暢，可能沉淀大量低效資產。此外，過度追求短期回報可能偏離扶持早期技術的初衷，因此需建立容錯機制與長期考核指標。

通過稅收激勵降低企業成本，通過政府采購創造市場空間，通過投資基金注入擴張資本，三者形成“研發—量產—規模化”的全周期支持鏈條。例如，高新技術類中小初創企業初期可以通過稅收優惠降低研發成本，中期獲得政府采購訂單實現產品迭代，后期借助政府引導基金引入戰略投資者，最終完成技術商業化閉環。

財政工具組合優勢顯著，但在實施過程中仍面臨一定制約，例如：政策協同性與碎片化的矛盾；短期見效與長期投入的矛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邊界。當前稅收、采購、投資政策分屬不同部門管理，易出現執行標準不一、申報流程冗雜等問題。建議考慮通過建立跨部門協同機制的方式，例如將“人工智能+”專項行動的財政支持方案整合為“一攬子”政策包，減少企業協調成本。與此同時，未來產業培育周期長，而財政預算存在年度約束，可考慮借鑒“滾動預算+中期財政規劃”，對重點領域實施5—10年資金引導及支持，穩定市場預期。此外，過度依賴財政工具可能扭曲市場信號。例如，政府采購若長期偏向特定技術路線，可能抑制多元化創新。因此，需建立動態評估機制，在技術成熟后逐步退出補貼，讓市場機制發揮主導作用。

未來產業的競爭本質上是制度創新能力的競爭，通過財政工具組合打破技術、資本與市場的邊界，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構建“共生”生態，可以為未來產業拓寬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