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衛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

從宏觀經濟調控到宏觀經濟治理，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創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這對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作出了重要部署。應準確把握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宏觀經濟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并針對經濟運行底層邏輯變化，持續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和政策體系，著力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

宏觀經濟治理要與發展目標相匹配、與經濟運行階段和特征相適應。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科學設置治理目標、完善治理體系、優化治理機制，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一方面，要錨定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優化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科學把握宏觀經濟治理的價值取向和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首先，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宏觀經濟治理是經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特別是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從黨的二十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可以看到，堅持和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機制、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均得到了進一步完善。

其次，從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看，以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等為重點，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不斷夯實國家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這決定了宏觀經濟治理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保持經濟增速在合理區間，以經濟規模的有效擴張為經濟質量的穩步提升、其他相關領域的進步發展創造條件。從中國特色看，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要求我們突出新發展理念，以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為前提，實現宏觀經濟治理目標的多元協調，實現高質量發展。

另一方面，應針對宏觀經濟運行底層邏輯變化優化宏觀經濟治理，統籌用好規劃、政策、改革等治理機制和手段。我國是超大規模經濟體，高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和面臨的風險性前所未有。特別是新冠疫情暴發以后，隨著全球經濟放緩、國際地緣政治博弈加劇，我國經濟面臨的各類沖擊相互疊加，短期沖擊的影響長期化較為明顯，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發生了若干重要改變。從宏觀運行機理看，疫情防控平穩轉段以來，持續面臨社會預期轉弱問題，引發有效需求不足和價格水平低位運行相互強化，導致傳統調控政策效力有所削弱。目前，不少學者已經對此展開討論，認為宏觀運行的主要矛盾已經越來越集中于信心和預期變化。從產業技術周期看，支柱產業更替特別是新要素投入、新產業發展將引發經濟運行和治理機制重構。未來一個時期，隨著房地產深度調整到位和新質生產力的加速發展，我國經濟結構和支柱產業將步入加速升級期。特別是，新質生產力主要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所催生，特點是創新，人工智能等新要素投入及其帶來的催化效應，正在形成新的產業組織形態，亟待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和宏觀經濟治理機制。從地緣政治周期看，“兩個大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和深度互動深刻影響全球經濟版圖和資源配置。展望“十五五”，大國博弈將步入新的戰略性再布局階段，地緣政治或將逐步成為全球主導性風險，超越資本力量深刻影響全球資源配置。針對經濟運行的上述底層邏輯改變，必須從宏觀經濟治理層面作出系統性回應。

以規劃為引領，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和水平

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重要部署，要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并針對宏觀經濟運行底層邏輯變化，把握歷史主動和戰略主動，加快形成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發展新質生產力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為雙主線的發展戰略體系，相應地，要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加快形成以發展規劃引領社會預期、統一政策取向，以各類宏觀政策平滑周期、促進發展，以國家全球戰略統籌內外，以制度建設讓“無形之手”充分施展、讓“有形之手”更加有效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實現市場、政府和法治協同發力，有效提升宏觀經濟治理總體效能和水平。

一是發揮好五年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推動社會預期和政策制定再校準。為了更好發揮五年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可考慮按照“以發展規劃立法提高權威性、以目標管理提高戰略導向性、以一致性評估提高政策統領性、以督查督辦提高實踐性”四大機制設計，引領全社會將規劃美好藍圖轉化為發展實效。應盡快啟動發展規劃法立法工作，對五年發展規劃的定位、體系、管理、審批、調整、評估及相應的政策配套和實施保障等作出明確規定，將行之有效的經驗和做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五年發展規劃的制定和實施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可考慮在五年發展規劃中明確設定經濟增長、人均收入等關鍵性指標目標，發揮好五年發展規劃在引導和管理全社會關于我國中長期增長和發展預期方面的重要作用。應進一步強化年度計劃、專項規劃等與五年發展規劃的銜接，將五年發展規劃確定的主要指標分解納入年度指標體系、專業領域并做好年度間綜合平衡，推動專項規劃從“條”上進行深化、區域規劃和地方規劃從“塊”上予以細化、空間規劃從“地”上加以落實。此外，應將五年發展規劃作為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的重要依據，加強財政預算與規劃實施的銜接協調，優先投向五年發展規劃確定的重大任務和重大工程項目，強化五年發展規劃對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等的引導約束作用，形成政策合力。最后，還要進一步健全“年度監測分析—中期評估—總結評估”的規劃評估體系，建立健全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的考核評估機制。

二是以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創新政策和競爭政策為重點，實現穩增長、防風險、促發展目標。在原有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框架下，應考慮更加突出財政政策的逆周期調節作用，將貨幣政策升級為更為綜合性的金融政策，同時進一步增加培育新產業、新動能的創新政策和競爭政策，最終探索形成以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創新政策和競爭政策為主的宏觀政策“四大支柱”。要以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為契機，以充分調動兩個積極性為目標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適度擴大專項債使用范圍，通過機制設計科學盤活地方國有“三資”（資源、資產、資金），充分發揮地方首創精神。要以“穩定貨幣金融環境、服務實體經濟”為總目標，以制定金融法為契機，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微觀監管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相互協調配合的綜合性金融政策大框架，引導金融資源流向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吸引和用好更多長期資本、耐心資本和戰略資本，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可持續的資金支持。

此外，還要加快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以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重點目標，堅持有效市場、有為政府一體發力，堅持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一體推進，堅持原始創新、集成創新、開放創新一體設計，堅持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一體貫通。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以激發不同類型微觀主體活力為目標建立競爭政策體系，建立和完善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發揮好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試點作用，豐富競爭政策制度供給，筑牢公平競爭的法治和制度基礎。

三是制定國家全球戰略，為實施經濟外交政策、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和外部風險處置提供總體框架。在“兩個大局”加速演進和深度互動的大背景下，應考慮借鑒有益的國際經驗研究制定我國的國家全球戰略，作為發展規劃的全球篇，發揮對外領域的戰略導向和積極作用。要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重點研究我國的大國責任和義務范疇，擴大國際統一戰線的路線和重點，建立國家海外利益布局方向和保護機制，明確重大經濟外交戰略的預期目標、實施重點和風險防范機制，參與全球治理的目標、重點領域和推進機制，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內外部機制，政府和私人部門在應對外部沖擊時的聯動機制等。比如，堅持以我為主原則，持續塑造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完善多邊合作框架，依托國際組織尋求政策共識，推動修制定于我有利的國際經濟規則。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務實合作，依托重點項目加強與共建國家的經濟政策溝通與協調。針對地緣政治風險和經濟金融風險，研究制定相應的應對預案和處置機制，持續完善應對外部沖擊的體制機制。

四是加強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在規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軌道上提升宏觀經濟治理能力和水平。法治具有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要推動經濟發展在法治軌道上運行，也要在法治軌道上實施經濟治理。應貫徹調控法定原則，將政府的經濟管理活動納入規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軌道，加快修制訂相關法律法規，按照立改廢釋并舉的思路，依法平衡不同利益、不同訴求，創設公正、穩定、可預期的發展環境。需要加大制度創新力度，健全調控決策和實施的程序性規定，完善調控權運行和監督制約機制，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實施調控、防化風險、促進發展。還需要客觀總結宏觀經濟治理領域改革創新的經驗教訓，及時把好的經驗做法以法律形式固化下來，推動宏觀經濟治理相關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