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見習記者李佳英 廣州報道
近期，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披露多個基層醫療行業中的腐敗行為，涉及范圍廣泛，包括鄉鎮衛生院、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等。
“中紀委網站公開基層腐敗案例，反映了反腐敗工作要實行全流程、全領域、全方面的深入進行，是一個全面清理的過程。通過清理案件的曝光和腐敗的查處，現在已經進入建章立制和規范操作的階段。”陜西省山陽縣衛生健康局原副局長、資深醫改專家徐毓才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
較于大型醫院，基層醫療機構的腐敗問題雖曝光度較低，但其潛在風險或更為密集。虛假招標、明招暗定等行為隱秘出現，深挖其原因，“外部監督乏力、內部制約缺位”是主要禍根。
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健康法治研究與創新轉化中心主任鄧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聚焦基層是整體醫藥反腐戰略向縱深發展的重要階段。 整體來看，目前一方面是加強打擊力度，從藥企到醫療機構，包括各個層級的從業人員都在監管范圍內。另一方面是注重引導行業規范發展，像國家衛健委支持引導學術交流合作規范開展和營銷合規，是在堵住腐敗源頭。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國家衛健委積極支持合規學術交流，但在實際操作中，在模糊地帶的合規邊界仍需進一步探索。構建完善的合規體系，不僅需要宏觀政策的指導，更需關注細節之處的落實。
捕捉基層醫療行業風險點
近期披露的案例主要涉及基層醫療行業中存在的重大腐敗行為，衛生院、社區醫院等基層醫療機構，以及疾控中心和部分醫院。
由此看來，反腐敗工作的觸角已抵達基層醫療機構，進行深層次清掃。
鄧勇表示，基層醫療直接服務群眾，其內部的腐敗行為直接侵蝕了群眾的切身利益。披露基層醫療行業腐敗案例也是醫藥反腐深入推進的體現。這展現出反腐工作無死角，對醫藥領域各個層級都進行嚴格監督。
以往，大型醫院中的重大腐敗案件因涉案金額巨大而更易于引起公眾關注，相比之下，基層醫療機構的腐敗問題曝光度較低，其產生的震懾效應也相對有限。
徐毓才認為，從案件發生的頻率來看，基層醫療機構潛在的腐敗風險或許更為密集。盡管這些案件往往涉及金額不大、情節瑣碎，但其類型多樣，不容忽視。
中紀委此前披露的評論文章指出，整治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的腐敗問題，需從源頭入手，解決“一把手”與關鍵崗位人員失職失責的問題。
在基層醫藥衛生領域，這一原則同樣適用。
“醫藥衛生領域的腐敗問題一直是重點，其中也包括基層醫療機構。‘關鍵人物’在基層醫療機構中也存在，如衛生院院長、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疾控中心主任等，他們分管采購、工程承攬等關鍵環節?！毙熵共胖赋?。
紀委監委體系相關工作人員進一步分析指出，從具體案例來看，涉及基層醫療機構的腐敗案件主要呈現出違紀違法環節集中、“關鍵少數”涉案較多、腐敗手段隱形變異等特點。
在工程承攬方面，一些基層醫療機構“一把手”利用職權指定相關人員承接工程，從中謀取私利。
在醫療設備采購方面，則多出現串通投標、圍標等違法行為。個別基層醫療機構“一把手”設法幫助特定關系人提前應對、提升中標幾率。例如，“關鍵人物”將醫療設備采購計劃告知供應商，變相將其列為意向承攬方，使得三方比價、招投標等采購程序流于形式。
此類事件未曾斷絕，不乏醫療設備供應商被列入政府采購“黑名單”。
中國政府采購網顯示，在2024年10月政府采購嚴重違法失信行為記錄名單中，就有3家醫療設備供應商因在同一項目中串通投標而受到處罰。
此外，在藥品耗材供應方面，也存在個別人員利用“統方”為醫藥代表謀取利益的現象。少數基層醫療機構“一把手”利用職務影響力把控采購環節，借機收受賄賂。
例如，有的基層衛生院領導主動聯系看診量較高、關系較好的醫生，商定開具指定藥品并給予回扣；或者通過控制新藥準入等方式，幫助藥品供應商將多種藥品列入采購庫，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
針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專項巡察結果顯示，相關部門在預算管理、收支監控以及資產使用等方面的監管工作仍存在死角與盲區。
具體而言，一些基層醫療機構以“協助勞務費、手術站臺費、職稱評審費、論文版面費”等名義，違規發放各類補貼；在零星工程方面，內控程序嚴重不到位，項目未經立項審批，缺乏詢價比價、競爭性談判等必要流程，直接進行發包；此外，小型醫療衛生設備的采購也未能嚴格按照政府采購規定執行。
關鍵在于合規體系細節構建
深挖發現，“外部監督乏力、內部制約缺位”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發生腐敗的主要原因。
監管乏力之際，虛假招標、明招暗定等“定制式”招標行為，更是在基層醫療機構中隱秘出現。
檢察日報曾披露一起案例，某大型醫療設備代理商老板通過行賄、串標等手段，成功中標一地三家醫療機構的9個醫療設備采購項目，其中便涉及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重慶市北碚區監委委員蔣立指出，基層醫療機構涉及的多為限額以下工程，看似不起眼的“小修小補”背后，一旦與固定對象形成長期合作關系，危害匪淺。更令人擔憂的是，個別“一把手”利用制定招標“參數”的權力，量身定制招標規則，使得原本應公開透明的采購流程異化為“走過場”。
為解決虛假招標、明招暗定等問題，鄧勇建議，在招標環節應建立更加透明公開的招標制度，加強信息公開力度，利用信息化手段確保招標流程的每一個環節都有記錄可查。同時，引入第三方監督機構以加強外部監督力量。在內部制約方面，應完善醫療衛生機構內部的財務管理制度和內控機制，明確各崗位的職責權限并加強內部審計。此外，還應加強對基層醫療人員的廉政教育，提高其廉潔意識，從思想和制度兩方面共同發力以解決這些問題。
當前，醫藥反腐工作正越來越注重規范性和系統性。
國家衛健委近期召開了醫藥企業座談會議，提到支持引導學術交流合作規范開展，合規開展營銷。之后，業內不乏關于重啟講課費的諸多討論。
徐毓才表示，部分人士將此視為對合規性講課費用收取的一種正面信號，實際上，該座談會主題豐富，意在全面傳遞政策導向，學術交流相關的內容只是綜合性信息中的一部分。
事實上，規范的學術活動一直受到支持，相關部門已出臺了一系列相關規范文件。
例如，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起草的《醫藥企業防范商業賄賂風險合規指引（征求意見稿）》中，明確要求醫藥企業合理制定醫療衛生人員提供咨詢服務的費用標準，并建議根據項目規模、服務時長、專業程度等客觀條件，參照有關規定的標準或市場公允價格進行支付。同時，醫藥企業還需如實記錄并妥善留存醫療衛生人員的服務記錄、服務成果、服務詳細內容等，以證明服務行為的真實性、合理性和等價性。
此外，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工作委員會（RDPAC）制定的《RDPAC 行業行為準則》、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的《中國醫藥企業倫理準則》以及中國化藥協會制定的《醫藥行業合規管理規范》等也對講課費的支付提出了明確要求。
例如，不得出于誘導供應、采購等目的進行講課，醫藥企業應制定對每個醫療衛生專業人士所支付的服務費上限等。
然而，行業之間、部門之間、單位之間，各個利益群體之間對于合規的理解和執行還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同時，上述系列規范或準則在細節指導方面尚顯寬泛，缺乏足夠的操作性。因此，在實際操作中，如何在交流行為的模糊地帶具體把握合規邊界，仍需進一步探索與實踐。
